就财税金融部分而言，建国后首轮修志编纂的志书大多合并起来记述，这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以前是可以的。首轮修志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现已出版的绝大多数志书都是记载80年代以前的历史（少数志书时间下限为80年代中期或90年代），其横分的门类往往与政府管理部门相对应，从某种角度看，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种映照。计划经济体制下，税务和金融都是国家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深圳建市前，宝安县财政税务机构设置与全国一样是合在一起的，并且沿用全国统一的财税政策和财税制度。《宝安县志》将财政、税收合为一章，证券归入财税类，金融单列一章。这一设置在当时具有合理性。深圳建市后，随着改革的进展，1981年深圳市财政局分设为市财政局和市税务局，机构分开，业务各自独立。此后深圳又对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分别进行了重大改革，初步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并且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于是，《深圳市志》从社会变革的实际出发，科学分类，明确新的记述主体，以反映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财政志》和《税务志》作为两个独立分志纳入经济管理卷，金融业列入第三产业卷。此外，考虑到证券业和保险业在深圳的重要地位和在全国的地位，便进行了升格处理，将金融业三大块分为三个独立分志，即《金融·银行志》、《金融·证券志》、《金融·保险志》，三志并列纳入第三产业卷，从而展示了深圳金融业的支柱产业地位。

　　第二，引入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调查，拓宽资料来源和渠道，增强经济部类志书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经济部类志书要反映经济发展的状况，不能仅仅依靠宏观的、抽象的描述，还必须有大量客观真实的数据分析作为支持，需要应用统计调查与分析等研究方法。统计方法在历史学，特别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是经常被使用的。首轮修志编纂出版的志书在经济部类的记述中往往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因而在说服力方面是不足的，极大影响了志书的应用价值。新时期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要求经济部类志书加强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开展统计调查，拓宽资料来源，以统计方法将所搜集得来的数据系统化，用来说明事物量的发展，从这种量的发展中，达到对事物质的认识。在具体编纂中，首先要认真搜集数字，分门别类，核实数字中的真伪，然后进行排列，进行比较和分析、解释，从中得出结论。这样，把定性研究放在定量的基础上，增强经济部类志书的科学性，从而提升志书的著述性。如《深圳市志·审计志》顺应变革时期审计事业的发展变化，面向深圳境内各审计机构广泛征集资料，不仅包括境内各级国家审计机关，而且还包括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和审计社团，形成了多元化的资料征集体系。修志中，不仅查阅档案等文献资料，而且通过采访当事人，召开老领导、老同志座谈会，采集有关特区审计事业发展初期的口碑资料与实物资料；此外，还开展社会调查，设计调查问卷，采集深圳境内各社会审计组织与审计社团的信息，掌握准确的数据，在此基础上编制统计表。在资料全面翔实的基础上，加强对资料的分析研究，从中提炼出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而提升志书的著述性。

　　（三）口述历史在市志中的运用

　　口述历史是指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口述历史需要记录者寻找材料加以考证、补充、完善，它是活的史料，也是记录历史的史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志书的资料一般都注重以档案资料、文献资料为权威性资料，这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标准，这并没有错。但口述历史运用较少或几乎不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为这种状况难以全面真实地和鲜活地反映改革开放新时期广阔复杂的社会变迁和面貌。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1979年建市以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如1980年发生的“特区第一风波”，1983年的“租界风波”，1987年发生的“6·20”逃港风波，1992年爆发的“8·10”股票风波，1993年发生的“清水河大爆炸”等。这些事件，如果只依据档案文献来记载，难免有很大的局限，因为许多鲜活而有价值的东西是进不了文献档案的。如1992年的“8·10”股票风波，在市志的《证券志》中有记载，从中可了解到事件的基本概况。当时近百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入深圳购买新股认购抽签表，由于对需求预估不足和发售环节存在舞弊行为等原因，引起骚乱，场面几乎失控。该事件可以说影响了几百万人的生活。如果以档案资料为主，在志书正文中交代事件梗概，同时又选取当时主要的决策者、执行者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股民的口述资料，以适当形式载入，那么就会充分展现出事件发生时的全貌和场景。

　　《深圳市志》在编纂中大胆尝试，在重点运用档案、文献资料的同时，有选择地运用了口述历史这一载体，使得来自民间的历史与官方的历史相辅为用、相互印证，拓展了志书的记述空间。《深圳市志》尝试在志书中分层次设置口述史料，根据志书正文不同层次记述的需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口述内容与篇幅。在篇、章、节、目之后，以“口述实录”、“访谈录”、“当事人讲述”等名目，或综合、或专题、或片段，经提炼取舍将相关的口述资料载入。具体做法如下：一是精选口述片段载入，丰富正文记述的细节；二是精选口述事件载入，补充正文记述的情节；三是精选个体口述资料，与综合记述相互印证；四是篇幅较长，比较宏观的口述史料，收入全书附录。例如《深圳市志》经济管理卷中的《劳动志》运用“当事人讲述”的形式，在“劳动就业与失业保障”章记述用工制度改革时，引用口述资料，选用当时参与改革事件的亲历者的口述史稿，讲述深圳第一家与港资合作的宾馆——竹园宾馆的用工制度改革，回忆当年如何打破铁饭碗的故事，以事系人，相当生动。又如《深圳市志》第一二产业卷中的《工业综述》在“工业发展述略”章下，引用原深圳市政协主席周溪舞讲述的《促进以工业为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三件大事》，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与记述深度。

　　（四）专题研究与志书专记的设置

　　《深圳市志》在编纂中不仅注重宏观层面的当代史研究，而且从本市实际出发，对于一些较重大的且涉及面广的事件，或有地方特色、深远影响的事项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以专记的形式载入志书。

　　深圳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原住民只有30万人左右，而外来人口则有1400多万。这种人口结构是特区建立后形成的，当时，“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蓬勃兴起，吸引数百万移民南下务工，移民人口大大超过了原居民。至2000年，深圳的外来临时工已达300多万人。这些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的年轻人，用汗水、热血和青春铸造自己的未来，也为深圳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打工者的生活和命运自然成了文学关注的重点对象，“打工文学”于是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成为特区新的文学现象，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不仅有丰硕的创作实绩，而且有一批研究成果，《深圳市志》在编纂中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充分运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教科文卫卷的《文化志》中专门设置“打工文学”专记，全面记述“打工文学”的缘起、发展脉络与社会影响，并且还列表选介1986~2000年的深圳市“打工文学”作品。

　　此外，《深圳市志》还在经济管理卷的《税务志》中设“宝日税案”专记，在第一二产业卷的《农业志》中设“港澳流动渔民”专记，在《建筑业志》中设“建筑业创造的‘深圳速度’”和“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建设深圳特区”两篇专记等，充分运用专记的形式，载入相关专题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志书记述具有了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