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河北省志·妇女运动志》主编蔡胜春对修志经历的回忆，我们可以探知地方志在妇女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蔡胜春将其资料搜集工作，概况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为‘抢’资料走天涯”。1988年河北省妇联修志小组成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史料奇缺，由于省妇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机关档案仅存有1973年省妇联组织恢复后的资料。为了抢救史料，他们奔波于北京、天津、沈阳、太原、郑州等能寻找到当年的老妇女干部和有关史料的地方。短短一年时间，就搜集、整理了1899~1989年近一百年间的近千万字的河北妇运史资料，采访了各地的妇女干部百余名。并且由于建国前后河北妇女运动内容变动较大，改变了旧方志横排竖写的老规矩，采取建国前后各设立篇目的方法。蔡胜春：《为书百年妇运史，甘将热血化丹青》，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修志二十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机关文印中心2001年12月第一次印刷，冀出内准字（2001）第A276号，第232页。因此，该志不但便于查看，而且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再次，地方志中的人物志和口述史料为研究者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提供线索。地方志中的人物志记载的都是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通过人物志中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选择确定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的访谈对象，就自己所关注问题进行更详尽的深度访谈，而免去很多盲目寻找访谈对象的周折。

　　新编地方志的资料虽大部分来源于各级档案部门，但成书后较档案资料更系统、更实用，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充实了档案资料。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地方志书是充实档案资料的最重要的书籍，是经世致用的活档案，李聚池：《地方志是充实档案资料的最重要的书籍》，《黑龙江史志》1999年第4期。也是我们全面了解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地方志编修及运用的局限性

　　新编地方志有其长，也有其短，在具体的运用中必须要加以注意。

　　其一，新志对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关注有待加强。地方志的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各个部门，这些资料多是记述政府部门是如何管理的，在其管理之下，事业是如何发展的。虽然在志书中有自然环境、人口、人民生活、方言等内容，但其社会性难以充分展示出来。王卫明：《地方志的“官书性”和“社会性”》，《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4期。一部志书如果没有充分展示它的“社会性”，使用价值会大打折扣。

　　其二，乡镇、村志的编纂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站在微观史学的立场，一般而言，越是区域单位小的地方志，历史的整体性越强，可以认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史料价值较高。所以乡镇志以及村志值得重视。”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2006年。“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会，就不能不从自然村入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正好是村志的特长。”孙继民：《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自序第3页。第一轮修志的重点是省、市、县三级志书，各地虽有部分乡镇志、村志出版，但是数量相当少。全国出版乡镇村志最多的浙江省，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新编镇志有68种、村志才46种，邱新立：《中国新编地方志二十年成就》（二），《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3期。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以笔者所在的河北省为例，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资料显示，第一轮修志基本结束时，河北省各级地方志机构以及其他文史、科研部门编辑出版的区志、村志、专业（部门）志，共计300余种，其中村志6种。但是在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内部刊物《河北修志二十年》中并没有村志的记载，说明村志在当时还没有受到重视。笔者为此走访了河北省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得到的最新统计数字为：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河北省编纂的乡镇、村志为46部，其中村志20部。但是所有乡镇、村志，只有8部正式出版，其他均为内部资料，印数200~2000册不等，多数在1000册以下，还有的出版状态为“成稿待印”。由于报送制度不完善，没有及时收集，而基层地方志编纂单位有的又是临时机构，志书完成则机构撤销，志书也都散佚到个人手中，甚至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连一本志书都没有保存下来，志书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

　　其三，口述史料仍然是新志的一个薄弱环节。对口碑资料的重视，本身就是地方志编纂的优良传统。开方志学先河的宋人罗愿认为，方志编修要“访故老，求遗事”，并在其所撰《新安志》中专设地方文献和口碑辑录一卷。刘善泳：《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当代修志，具备“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39页。的优势，完全可能“让身临其境者发言”，直接采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虽然在搜集口述史料方面，各地修志人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努力，但是总体而言，新志编修中的口述史料所占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补充，以增加其在地方志资料中的比重，增强地方志的“社会性”。

　　其四，由于搜集到的资料众多、信息量非常大，在筛选、整理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或不准确的地方，使用地方志时也要注意存疑、辨伪。以志书中的数字为例：一是部分志书本身记载的数字就存在同是一个内容的数字，前后矛盾；同一数字文表不同；同一表中分项数字相加不等总项数字；购进数字与销售数字相矛盾等问题。孙淑兰：《编修志书贵在“准”》，《广西地方志》1994年第2期。二是同一内容志书数字与档案数字不同。因此，对志书的一些细节问题应尽可能结合当时的报刊、档案以及健在的当事人进行多方考证。

　　三、新编地方志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区域史研究及地方志在其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区域史）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而区域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从空间上，以地理、行政区、市场等标准划分地区单位，将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认为只有把人物、事件、制度甚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系性，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从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从地域看大历史，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体系。因此，研究历史从地域入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认识特定的地域、区域，最直接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从阅读地方志入手研究地域、区域史，也就具有了方法论意义。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2006年。但是，目前这种重视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古代史的研究中。常建华先生在《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一文中特别做出了这样的限定：“‘中国地方志’，指1949年以前所修地方志。1949年以后所修地方志属于‘新编地方志’，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内。”同上。在当代史研究中，可用资料的来源远远多于古代史，故地方志的地位确实无法与其在古代史中的地位相比。依笔者之见，“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