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建构新的艺术体制组织和领导艺术创作活动，创作宣扬近百年中国反抗内外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尤其是近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内外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历史的艺术作品。一批纪念性建筑和公共性建筑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陆续兴建，这些建筑物需要数量众多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美术作品或由博物馆、陈列馆向艺术家派发订件，或由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统一组织美术家开展创作活动。

　　人民共和国建构的文艺体制延续了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有着军事化特征、便于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的组织形式，适应了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艺术家首先是革命队伍的战士，是嵌合在各种组织即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整个中国社会都按照这种无所不包的大一统的模式全面组织起来，作为“党和国家干部”的艺术家努力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工作，这种文艺干部制度为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展文化艺术运动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证。

　　二、建国初期艺术教育的改造与重建

　　建构新文艺体制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改造和重建艺术教育。建国初期人民政权接管了旧中国遗留的教育体制，对旧有的教育机构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体系进行了彻底改造，确立承继延安“鲁艺”的革命传统，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强调向民族和民间传统艺术学习的艺术教育方向。通过接管旧政权时期建立的艺术院校，改组和重建符合新体制需要的新的艺术院校，分布相对合理、具有较大规模的艺术学院相继在中国各地出现，形成了新的艺术教育的格局。

　　人民共和国初期艺术教育格局的形成与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有着密切关系。旧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分布不均衡，发展规模不平衡，专业结构不符合人民政权的需要。随着国家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专业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应用学科的专业人才，成为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按照苏联模式建构了以培养工程技术应用学科的专业人才为主的高等教育体制，人民政权对高等院校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

　　通过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批判了“教授治校”的错误思想，确立了高等院校的各级党团组织体系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了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统一了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制定了与教学计划配套的、划一的教学大纲，建成了基层各级教学组织，加强了教学工作的计划性。1952年院系调整工作全面展开以后，教育部将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大学教材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重点，大量采用苏联的高等院校管理模式和教材教案。

　　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动力。1949年北平、上海、杭州等城市相继解放，人民政权接管各地原有的艺术院校，改造组建成为新的艺术院校。在北京有来自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即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前身为延安鲁艺美术系）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前身为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合并，成立了国立美术学院，毛泽东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了校名。1950年国立美术学院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人民共和国美术教育的样板。原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任院长，来自延安解放区的美术家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江丰、张仃组成党支部委员会领导全院工作。

　　1950~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对旧的教学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造，对教师尤其是国统区的原国立艺专教师进行思想教育。学院围绕政治与业务问题展开了大讨论，批判“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和“单纯技术观点”，要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观。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教学学习战争年代延安鲁艺的美术教学，兼顾原国立艺专美术教学的长处，除强调素描、速写教学之外，还增设了创作课。每学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下乡、下厂，深入生活。原国立艺专开设有构图课而没有创作课，中央美术学院则着重要求学生练习创作，将创作课与下乡、下厂活动结合起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努力创作革命美术作品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教学的重点。为了满足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美术普及工作干部的需求，学院办学以培养具备掌握造型基本功、适应多方面工作需要的人才为目的。1953年以后，中央美术学院由普及性美术教学转入正规化教学建设，将提高教学水平、增强创作能力作为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