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堪称新闻改革的有三次：除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新闻改革，另外两次就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和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由于当时面临的任务和党内外的条件各不相同，这三次改革的做法和效果也不一样。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有其特殊的原因，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人民日报》改版的缘由

　　1956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代，国内外政治生活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一年，我国基本上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党工作重点转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报纸面临的形势、任务和读者的要求与建国初期相比，都有很大变化。而《人民日报》多数同志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办党报，惯于直接代党政机关发言，进行自上而下的指导，对新形势、新情况下如何办报缺乏研究分析，在实际工作中碰了许多钉子；另一方面，学习《真理报》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如报喜不报忧，写文章喜作泛论，说套话，版面呆板，缺乏创新意识，报道模式千篇一律，等等。

　　在新形势下，从上到下都在考虑如何改变《人民日报》原有工作体制、工作方法乃至整个报纸的编辑方针和风格。此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改版起了促进作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都肯定知识分子中间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克服“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工作”的宗派主义，要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向现代科学进军。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下旬，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党中央系统地阐述“双百”方针，解释党对知识分子、对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政策。一时间，知识分子问题、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成为科学界、文艺界以及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不仅要求报纸有所反映，而且要求报纸改进工作，贯彻执行。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连续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促进了《人民日报》的改版。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消息传来，在《人民日报》产生强烈反响。2月23日和25日，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人民日报》编委会两次开会，研讨苏共二十大已发表的文件，重新评估学习苏联的经验，反思学《真理报》的得失。毛泽东在3月先后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一是捅了娄子，他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毛泽东又说，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转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这番话代表中共中央指出宣传理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也指明《人民日报》存在的根本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方向。

　　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自始至终指导《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他对改版的缘由做过这样的评述：“人民日报改版，从1956年7月1日起，由原来的一张扩大为两张，主要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要打破陈规，办得生动活泼，让各种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包括对党的批评。毛主席不仅作了口头指示，中央还有正式文件。”胡乔木：《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三）》（1991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