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日报》改版后的变化

　　《人民日报》改版后，版面大为改观，报纸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李庄对报纸改版以后的变化后来做过以下评述：“人民日报1956年7月的改版，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次方向对头、步子不小的改革。”“概括起来，办报路数更加端正，新闻业务显著革新；新闻大量增加，报道面较前广阔；评论增多，同群众、同实际联系较前密切，针对性加强；批评坏人坏事较前增多，态度鲜明，笔锋健锐；积极主动鼓吹‘双百’方针。改版以后报纸发行份数持续上升。”同上书，第191、197页。报纸面貌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版面焕然一新，密切了与广大读者的联系。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树立新的观念，力争能使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接受。在版面上，新闻数量大大增加，头版头条的新闻突出了国内经济建设。7月份登载各种新闻2200多篇，平均每天登出新闻74条，约占全部版面的40%。在头条新闻中，经济建设新闻占据各类新闻的首位。据头两个月统计，62篇头条新闻中，报道经济建设的31篇，比例达到50%；而会议新闻仅2篇，公告性新闻4篇，涉外新闻4篇。这和改版前头条大都为政治新闻、会议新闻和迎来送往性新闻相比，经济新闻占了主导地位，而且报道面宽、容量大，新闻也短了。当时要求头版每天采用的新闻不少于15篇。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第二，积极反映、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和贯彻。改版的第二天即7月2号，《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600多位科学家讨论“百家争鸣”问题的消息。这个月报纸发表有关双百方针的新闻、文章23篇，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潜、唐钺等知名人士都著文参加了讨论。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百家争鸣》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我国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百家争鸣”只不过是其进一步的发展。把“百家争鸣”与“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联系起来探索问题，指出其法律依据，消除种种疑虑，这是其高明和独到之处，也可认为是一种全新的探索。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这次讨论形成了生动活泼、思想解放的气氛。

　　第三，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7月份发表各种体裁的批评稿件近750篇，比6月增加了一倍多，每天平均保持四五篇。社论文笔尖锐，版面安排相当突出。消息、通讯也有评论，有的还配有漫画，对社会上的不良倾向进行有力的讽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对推动报纸批评和扩大报纸影响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材料据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第四，客观公正地报道国际新闻。报纸改变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道成就不报道问题的做法。1956年6月底，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对这两大事件都采取了客观报道的态度，7月1日改版当天发表了《波兹南事件详细经过》；10月27日至11月10日，对匈牙利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11月10日还发表了本报记者撰写的长篇综合报道《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这样及时报道国际上的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突发事件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大大增强了报纸在读者中的信任度。

　　第五，副刊面貌焕然一新。《致读者》中规定，改版后的第8版上半版是带文学性的副刊，要求把副刊办成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园地。要求把副刊办得品种多样、有声有色。改版后的第8版文章贯彻了胡乔木的要求，侧重谈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提倡新社会应有的道德、风尚和教养，评论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非常丰富多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色调。副刊作者队伍扩大了，其中包括李锐、曾彦秀（彦修）、沈从文、张恨水，周作人等。这些作者为副刊提供了很好的文章。

　　四、《人民日报》改版产生的积极影响

　　《人民日报》改版一个月后，8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人民日报》的改版报告，要求各地报纸参照改进工作。“批示”明确表示：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认为改版是可行的。并希望各地党委对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其中写道：“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83、484页。

　　从传播学的角度，如果说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完成了从社会传播向组织传播的过渡，《解放日报》从此不再是既有社会性又有无产阶级倾向的普通新闻报纸，而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和号角，是以传播为手段去实现组织的目标。那么，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改版，则是试图从组织传播部分回归社会传播，这是从夺取政权年代无产阶级政党报纸向建立国家政权后面向全社会媒介转变的开始。在当时，《人民日报》的改版推动了全国报纸的改革。党中央8月1日批转《人民日报》改版报告以后，全国上下普遍开展报纸工作改革的讨论。各地党的机关报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报纸都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学习《人民日报》改版的经验，边讨论、边改革，改进报纸工作，调整革新版面，实际上形成全国各地党报和各种报纸工作的一次改革热潮。半年中，许多报纸都有了改进：《大公报》和《中国青年报》先从“刷新门面”做起，即先从改进报纸版面编排和标题入手，进一步改进报纸内容。《大公报》举办“标题、版面展览会”，展出该报改版5个月来的版面，既看到财经报道中心突出，又找出财经评论的体裁和图片不足、国际新闻版四平八稳等缺点，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接着，《大公报》重点检查了对于群众生活问题的宣传报道，提出加强思想指导性，克服现象罗列的客观主义倾向。《中国青年报》自1956年元旦起，由两日刊改为日刊，提出“办好一个为广大工农兵青年所喜爱的富有战斗性的日报而斗争”的目标，学习《人民日报》改版，继续改进版面和标题，并认真研究青年报纸的特色，写出《加强报纸宣传艺术的研究》的经验总结。《解放军报》检查了创刊以来的100多篇社论，改进文风，加强评论写作。省市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或编辑部致读者信，或有关报纸改革的消息和文章，依靠读者，共同办好地方党报。这批社论和文章有：《大家动手改进河北日报》、《大家动手办好大众日报》、《共同努力，办好内蒙古日报》、《改进河南日报》；《新黔日报》的《本报座谈检查教条主义》、江苏《新华日报》的《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安徽日报》的《敬告读者》、《青海日报》的《反对党八股，改进报纸文风》、《南方日报》的《发挥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辽宁日报》的《问题在于改进编辑部的领导》等，此外，上海《解放日报》、《广西日报》、《黑龙江日报》等也都发表了文章。各报在扩大版面、满足读者多方面需要、加强批评报道、开展百家争鸣、提倡通俗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改革，努力把党报的一般特点体现在报纸的地方特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