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方面看，叶利钦总统1992年1月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中国总理李鹏总理时的讲话，应该是俄罗斯首任最高领导就两国关系的第一次表态。会见时，李鹏再次强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中苏两个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俄罗斯联邦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间的4000公里边界应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边界。 叶利钦表示，俄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并尽快批准已经签署的中苏边界东段协定。俄罗斯联邦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也不相同。分歧不应妨碍两国的合作。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对俄十分重要，俄方愿意与中方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合作。 叶利钦的讲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在继承中苏关系的成果和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上的立场与中方非常接近，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其二，他的讲话并非放空炮，不久以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便于1992年2月批准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

　　从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中国很快正式承认俄罗斯，至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并签署两国关系会谈纪要；从1992年1月底李鹏总理与叶利钦总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见，至2月中国首任驻俄大使递交国书正式就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分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基本上完成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也就是说，“继往”的问题至此已基本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开来”，开辟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

　　但是，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些问题。1992年3月16日，俄外长科济列夫首次访华。临行前，他在机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两国之间除了睦邻关系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关系。” 在北京与钱其琛会谈时，科济列夫又表示：“俄罗斯重视同西方的关系，也重视同亚洲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 回到俄罗斯后，科济列夫再次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对中国的访问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莫斯科有充分的准备和愿望同中国发展正常、全面的睦邻关系，等等 。就是说，从启程前到会谈中再到归国后，科济列夫对中俄关系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不久后的4月11日，同样是科济列夫，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却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在谈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明确地说：“俄罗斯应当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应有的位置。我们的邻国有美国（越过白令海峡）、日本、西欧各国。我们同这类国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却存在着同它们建立友好关系，将来建立联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 令人吃惊的是，科济列夫在他开列的邻国名单中，居然把他刚刚访问归来不久的最大的邻国中国给“漏掉”了。这一“疏忽”不能不引起外界的诸多猜疑。除中国外，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原加盟共和国，也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邻国之外。有趣的是，在谈到他所开列的邻国名单中列第一位的美国时，科济列夫还特意别出心裁地加了一个注脚，即所谓“越过白令海峡”，似乎生怕有些人因缺乏地理常识而闹不明白俄美是如何搭界并成为邻国的。无独有偶。就在科济列夫发表这一番高论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情。这就是科济列夫访华期间，曾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讨论人权问题。回国后，他还就此向记者作了披露，说俄罗斯主张在人权监督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关于不干涉内部事务、人权应服从于主权的主张等等。紧接着，还是在3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俄罗斯代表支持将所谓的“中国在西藏破坏人权”的问题列为大会议程。

　　一方面要唱中俄关系的赞歌，另一方面，在其他场合，却要奏出与中俄关系主旋律相悖的音符。这种在1992年上半年出现的令人不解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对俄罗斯独立之初的外交政策稍加回顾就可以发现，它与科济列夫等为代表的一批亲西方派人士，主张俄罗斯投向西方怀抱并奉行所谓“一边倒”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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