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70多年波澜壮阔又曲折坎坷的革命生涯中，亲身感受过“左”、右两种错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损失和影响。他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刻总结了党和国家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在新形势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对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形成了一系列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

　　一、“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是互通互变的

　　首先，“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相脱离的结果。毛泽东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 这些错误倾向之所以产生，“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这两种错误本质的一致性，也是这两种错误往往互通互变的根本原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的“左”倾错误和戈尔巴乔夫的右倾错误一起，合演了一幕埋葬苏联社会主义的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也曾犯过一系列的错误，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认为“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1962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些。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

　　其次，两种错误倾向都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毛泽东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社会。”“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1930年9月，周恩来在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也明确讲到：“你们提出加强反右倾的斗争是对的，同时‘左’倾的危险也在党内继续发生。你们应该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遭受了一系列“左”、右倾错误所带来的苦果。1957年，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发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左”倾错误是在反对这些右倾错误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所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多次强调：“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 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结论是语重心长的，并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1957年以后，我们党纠正实际工作中两种错误倾向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虽然“左”的错误不断发生，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还是对“左”的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1958年和1959年的两次次郑州会议，以及1960年后对农业及工业政策的调整，都是党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虽然“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最终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党内一直存在着纠正错误倾向的积极力量。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即使在“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的时期，党内还是存在着与这些错误斗争的健康力量，这些力量最终为结束“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邓小平多次说过，“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 这种错误就是既包括“左”倾错误，也包括右倾的错误，邓小平这些话是对我党的历史上反对错误倾向斗争的一个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具有先进性的一个具体概括。

　　二、不同时期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