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同时期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不同

　　错误倾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表现是不同的。“左”的错误思想一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不去实际地分析现实的情况，拒绝和害怕新的事物，拒绝对新的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思想热衷于言必称马列，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右倾错误思想主要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在于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善于在工作中正确运用辩证法，抓住两种错误倾向的实质，在诸多矛盾中抓住重点。他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既是全面的，又是辨证的，在不同时期又是有所侧重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左”的思想依然严重，一些人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针对这些情况，首先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和僵化的理解。邓小平首先倡导并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打开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征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开始全力在思想、经济、政治等领域纠正“左”的错误，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邓小平在1984年10月会见外宾时说：“最近六年来，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左’的政策。现在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资产阶级思想开始以新的面目出现，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纷纷公开发表演讲、写文章、散发宣传单直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并与外国敌对势力相勾结，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而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资产阶级思潮的放纵更是对这些错误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逐渐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在各种场合不断地提醒人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性。1985年5、6月间，邓小平在会见客人时说：“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鉴于有些同志不同意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眼写进决议，邓小平坚决地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1986年的学潮发生后，邓小平更加强调反对右倾错误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 1989年5月，邓小平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在平息政治风波后，他又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 1989年前后，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成为危害我国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不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我国的改革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

　　但是，在反对右倾的过程中，一些“左”的思潮又开始抬头，把自由化泛滥的原因归结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特别是一些“左”的思想拿大帽子吓唬人，怀疑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改革迈不开步伐。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和1992年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继续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见，邓小平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不同时期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不同，不仅符合我国的改革进程，也表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雄才伟略，使我国改革能够顺利地闯过那些“左”右倾错误的一道道难关，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警惕另一种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