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警惕另一种错误倾向

　　邓小平在全力主要纠正以往“左”的错误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忘记右的危险。1979年3月，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1981年3月，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又一次提出，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也有来自右的，我们 “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并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

　　改革初期，在主要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一些领导就放松了对思想战线的领导，误以为这样是“百花齐放”，甚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作“左”的东西不让发表。邓小平及时指出，对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要进行坚决的斗争,“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对待这些右倾错误，“不能再搞政治运动，但是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 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界和文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的思潮，提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严重影响了一些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的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判资本主义而在批判社会主义。” 1983年10月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邓小平严厉地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 这种软弱涣散就是对那些错误倾向，对那些坏人坏事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他提出，在大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一刻也不能放松对那些随时出现的右的错误的警惕和斗争。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灵活地运用于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与这些错误倾向做斗争的时候并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当作一个错误的两个方面，主张进行两条线的斗争，通过与“左”倾错误的斗争来防止和批评右的错误，通过与右的错误的斗争来促进对“左”的错误的纠正。1981年8月，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两条战线同时斗争的辩证思想。他指出：“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于给那些顽固地坚持‘左’的指导思想的人们输送弹药。……他们就会以此来煽动人们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文化大革命’在一些缺乏历史经验的青年和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中造成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失望的情绪，在同国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相结合情况下，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另一方面，不继续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也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制造借口。”而那些“左”的指导思想根本不能给予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确的批驳，而只能使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激化。 中国改革的历程表明，这种两条战线的斗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活运用，是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需要，更是一种客观现实的需要。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也要防止“左”的错误，“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正是反对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警惕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危害，使我国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坚决地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经受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压力。

　　四、如何理解邓小平所说的“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