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何理解邓小平所说的“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谈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暂时低潮，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得逞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时，提出要着重防止“左”的错误，可以说是语出惊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割裂邓小平理论，把他一时一地针对某些情况的谈话绝对化，认为中国的“历史教训：我们吃亏都在‘左’”，而对“左”不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把反“左”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整个过程中的主要错误倾向。在这些人看来，“左”面目可憎，而右反倒显得可怜又可爱。所以，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反击各种歪理邪说是很有必要的。

　　邓小平在新时期曾三次谈到，反对错误倾向主要是“防止‘左’”。第一次是在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第二次是1987年7月4日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建国也已经有38年，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 。第三次就是众所周知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综合邓小平的三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他所谈的“左”的危险，主要是指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遇到的历史障碍。到1987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9年时间，一些人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自由化思潮的原因归结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往往用旧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改革开放，担心改革开放会使我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攻坚阶段，开始触及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这不仅牵涉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更牵涉到中国能不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稳定等现实问题。在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的环境下，必然会有一些人对新的东西认识不是很清楚，用旧的观点来看待新的事物，就会出现“左”的错误。到1992年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大环境下，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更加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所以，在1990以后，他就多次提醒中央领导人要防止经济滑坡，不能要一味的强调稳定，只有中国发展了，才能抵御各种反对的力量，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站得住，才能强大起来，而要尽快地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了改革中的“左”的问题。就是因为在苏东剧变以后，一些人以苏为鉴，认为是改革搞垮了苏联，从而反对我国的改革。这种“左”的思想在当时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这三次谈话中的“左”都是有所指的，都是指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特定时刻出现的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传统的习惯势力的干扰。我们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这三次谈话的精神实质，不能够把这些话抽象出来，断章取义，更不能把它们跟特定的历史背景割裂开来。

　　其次，从邓小平这三次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他谈到“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忘记右的危险，他从来就是“左”右并提的。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分析中国现实的正确运用，更是我国改革实践的需要。我国改革进程表明，“左”的错误是有的，而右的危害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邓小平也不只一次地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动乱，都是右的东西。而党和政府正确地处理了学潮，迅速而坚定地平息暴乱。这一方面反映了右的错误危害之大，一有机会便会捣乱，甚至颠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右倾思想“断断不能轻举妄动，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反对右上也是果断的，力度也是很大的。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所谓的右，往往是‘左’的臆造，‘左’的歪曲。”同时，邓小平在谈到“左”、右倾错误的时候也不是针对所有的对象，而是区别不同的对象，反对的重点不同。在1987年4月邓小平提出主要危险是“左”后，他紧接着说：“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他多次提出要加强对青年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他们认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学潮和动乱中，参与的大部分都是青年人，就说明右的东西在青年人中的影响是很大的，也说明了邓小平的担心是对的。在平息动乱以后，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 这就是说，错误倾向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是不同的，有时这种错误倾向严重些，有时那种错误倾向严重些，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具体的分析。那种认为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主要是反对“左”的观点，不仅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完全违背了邓小平的有关思想，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

　　再次，从邓小平这三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提及“左”的危害时，总是紧密联系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在提及反右的时候，经常强调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就错在扩大化；在谈及反“左”的时候，也经常会联系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来强调反“左”的必要性。他从来不一味地反“左”或者反右，其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实事求是地对现实进行观察和总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思想确实长期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给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鉴于历史的深刻教训，邓小平十分注意大力纠正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左”的错误，并在改革的过程中时刻警惕和防止“左”的错误，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左’的东西，除少数例外，基本上没有风险，不用担心有什么不测”。这种观点既不符合现实生活，更不符合邓小平的思想，不仅是对邓小平思想的一个歪曲，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