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4年6月，鲁迅先生写了《拿来主义》一文，全面地批评了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他认为：“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的拿来主义，实际上道破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既要反对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复古主义，既要反对全盘西化，也要反对闭关自守，根据自己的需要，批判地吸收中外文化遗产，独立自主地走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张闻天在谈到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时指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接收外国文化，是大胆的与批判的接收。鲁迅的‘拿来主义’即是这个意思。一切外国的文化，凡是能够满足抗战建国与新文化的需要的，我们均应吸收过来。我们要在大胆吸收外国的优良的营养料中，使我们的新文化长大起来。”

　　邓小平非常赞成“拿来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在多个场合提到过“拿来主义”。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和邓颖超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提出，对待外国先进成果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他说，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10月10日，他在会见邓昌黎教授和夫人黄乃申时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是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赶超的起点，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凡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拿过来。11月3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又说，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实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

　　学习、吸收来的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消化、融合和创新的过程，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成果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邓小平指出，“所谓善于学习，包括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外来文化就不能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艾伦•纽哈思为团长的美国访华团时强调：我们正在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我们不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但是要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 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在外来先进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文化，才能使科学技术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指出，我们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先进水平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要注重文化创新，争取在某些方面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赢得更多的主动权。他非常重视引进先进技术，强调要学习得好，掌握得好，应用得好，在学习中创新。1977年8月7日，邓小平在谈到引进先进技术问题时指出：自己研究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人类的成果为什么不用？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嘛！ 邓小平还以日本为参照做了解释：首先是学会用。日本就是这样，引进一个技术，就集中一批人来攻，不仅吸收，而且改进。 1984年2月，他为宝钢题词时写道：“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任何时代对以前的文化遗产都不会无条件地兼容并蓄，而是经过加工改造予以吸取；怎样加工改造，摒弃哪些，发展哪些，这在根本上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现实情况和需要以及思想家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邓小平的观点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一致的。他指出，学习、吸收、改造利用资本主义优秀文化成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加快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赢得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这是邓小平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成果的基本标准。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1979年11月26日，他又说：“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把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优秀文化成果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是能够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他说：“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备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1988年10月17日，邓小平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我们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

　　邓小平还把实现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引进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的基本依据。他说：“能否实现国防现代化，决定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上不去，科学技术上不去，国防现代化就不能实现。……我们要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成果。” 在邓小平看来，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有利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就可以批判地引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改革和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无疑也可以作为对待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的科学标准和方法。

　　应当指出，邓小平在对待和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成果时，并不是将各种基本方法割裂开来，而是加以综合运用。如果孤立地片面地理解这些基本方法，就歪曲了邓小平科学的方法论的精神实质。科学的方法是取得正确结论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像劈开迷云的闪电，为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开凿新道路必须先有锋利的武器一样，开发资本主义文化资源，发展中国先进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中外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的今天，邓小平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成果所运用的科学方法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