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艰辛探索。其中有两次重大的关键性的决策：一次是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一次是1980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简称“二为”方向）。前者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法、途径；后者指明了服务的对象、目标。两者结合起来，完整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政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保证。本文试图分析提出和贯彻“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历史过程，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探讨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走上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成功之路的。
一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党和政府面临的新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基于对过去盲目学习苏联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决定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也是充满生机活力、充满创造精神的一年，党中央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并在各个领域和各工作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在文化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其中之一。
1、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与“双百”方针
与“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密切联系的，是发生在1956年春天的两件大事。一件是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另一件是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新形势、新任务出发，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方面，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指导下，全面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动员全国知识分子，积极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另一方面，要以苏为鉴，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中国自己的路。
当时，随着经济建设各项事业的展开，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越来越感到知识和人才的缺乏。同时，建国后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以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轻视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确有“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 的问题,影响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最主要的内容是周恩来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有两个突破性的思想成果：一是全面评价中国知识分子取得的进步，肯定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知识分子摘掉了“剥削阶级”的帽子，从根本上解放了知识分子；二是论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作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论断，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这两大突破，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为“双百”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前提。
为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着手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这样的形势下，迫切需要一个领导科学工作、处理各种关系的总方针。可以说，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及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对“双百”方针有着强烈的内在要求。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注意到苏联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并开始考虑以苏为鉴，克服教条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路。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指示》，对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对重大政策作了原则规定 。这些规定，也为“双百”方针的形成，作了政策上的准备。
2、《论十大关系》与“双百”方针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一是以苏为鉴、抛弃教条主义，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采纳大家的意见确定的，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但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国际共运内部也引起极大的混乱。在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深入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启发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认识到，在苏共党内，文艺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有无数清规戒律。他们在领导科学文化上的教条主义对于我们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应该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采纳了讨论中的意见。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新方针。“双百”方针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双百”方针
对“双百”方针作出全面、系统阐述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还针对部分人的疑虑，着重说明这个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实行“双百”方针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双百”方针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实践。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他还进一步拓展“双百”方针的作用范围：“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是毛泽东针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发生的“左”右偏差，及时作出的回答。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国际上有人歪曲“双百”方针，国内许多人不赞成这个方针。
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这一方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有些植物结的果实味道是苦的或者有损人的健康，还有一些植物长起来不受人的控制而会使它周围的作物的根因得不到养料而干死。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美国的杜勒斯之流也有类似看法，他说，“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是究竟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在国内，“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干部中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顾虑重重。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登载陈其通等4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代表了许多人反对“双百”方针的观点。文章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多次批评文章的错误观点，认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持这种错误观点的在党内不是少数。正如毛泽东所估计的：“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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