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双百”的贯彻实施，充满着曲折和斗争。

　　1、为推动“双百”方针贯彻执行，毛泽东力排众议，身体力行。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于3月27日离开北京，连续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作了四场报告，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问题，以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推动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引起他的注意。4月4日，他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等地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在会上有人提到了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的一篇文章《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引起的风波。 毛泽东当即表示支持这篇文章，批评干涉过多的做法。 4月29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读后即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亲自写了“本报编者按”，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 换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在一篇讲话提纲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强国而使人可亲。” 从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谈话、报告、批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为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身体力行，循循善诱，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进行指导和推动，表现了他深远的理想、坚定的信心和开放、宽容的心态。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时毛泽东对“双百”方针阐释的重点，明显偏于“斗争”的目的和意义。他还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 这就为此后把“双百”方针曲解为一种“斗争手段”埋下了伏笔。

　　2、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对“双百”方针的阐述。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学术和艺术方面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争”。 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上讲到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说：“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这段话把实行“双百”方针的意义，提高到发展真理、防止马克思主义衰退的高度来认识，对当时不理解这一方针的人来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3、贯彻“双百”方针的初步成效

　　“双百”方针提出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贯彻实施。具体表现在：昆剧《十五贯》晋京演出成功，“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了榜样，并由此破除清规戒律，开放戏曲剧目；《人民日报》改版，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召开青岛遗传学讨论会，摆脱苏联教条，贯彻百家争鸣精神；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指导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对怀疑“双百”方针的言论及时进行批评，纠正错误观点。

　　“双百”方针执行将近一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广大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学术界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起来；在遗传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哲学、美学等方面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年间，学术著作的出版数量比1950年至1955年6年间的总数还多，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也制定出来并着手执行，文学创作初步打破了题材和主题的禁区，题材范围扩大，体裁风格多样，涌现了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作品。文艺舞台也很活跃。1956年3月，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共上演49个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话剧。同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出我国古代和现代的各个时期的音乐作品，还有“五四”以来革命歌曲大合唱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民歌独唱。会演期间，还对有关音乐创作和演出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1957年1月，全国60多个专业歌剧团体在北京举行20多天的音乐舞蹈会演，演出的节目有360多个。

　　4、“双百”方针遭遇的曲折

　　遗憾的是，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开端没有保持多久。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遭到破坏。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也影响到文化建设，“双百”方针被扭曲。1958年11月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双百”方针的贯彻重新有了起色，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艺成果。可惜，这种势头很快便被“反右倾”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遏制。党中央从三年困难的挫折中吸取了教训，1961年底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文艺、教育等政策也都进行了调整。党中央重申必须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制定了科研、高教、文艺等各种工作条例。但是，接踵而来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文化界出现过火批判，“双百”方针又被弃置。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思想恶性膨胀，文化专制主义横行。江青叫嚣：“要革命派，不要流派”。张春桥露骨地说：“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 “双百”方针几乎被扼杀殆尽。1975年7月初，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批评当时“百花齐放都没有了”；7月14日又当面批评江青，明确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积极进行调整，使文化沙漠露出绿洲，但很快又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双百”方针的曲折和复苏，是同党的指导思想和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起落相伴而行的。当党的指导思想比较正确，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候，“双百”方针贯彻执行得就比较好，文化科技事业便繁荣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好转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反之，则“双百”方针受到挫折，甚至完全不能贯彻，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就遭到阻碍、损害和破坏。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