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历史翻开新篇章。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多年提倡的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也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实行。” 这一切为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双百”方针写入《宪法》。

　　1978年3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把“双百”方针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邓小平多次重申我们要永远坚持“双百”方针，并进一步阐发了它的精神实质。当有人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必考虑安定团结问题时，他严厉地批评道：这是对“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说，对思想战线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展开批评，就是不要“双百”方针了。他针锋相对地回答：“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方针了。”

　　在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上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势，社会思潮纷繁驳杂，反映在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上，呈现出良莠不齐、新旧交织的复杂情况。极左文艺思潮还远未彻底肃清，坚持解放思想与固守思想僵化、半僵化还在激烈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在文艺领域蔓延。文学创作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审美情趣低下、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理论批评中也出现了少数背离马克思主义、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文章。正是在反对“左”的和右的思潮、坚持解放思想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调整文艺政策，发展“双百”方针，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促进了文艺事业的繁荣。

　　2、“二为”方向的提出和贯彻。

　　“二为”方向的提出和贯彻有一个历史过程。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举行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文代会则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这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成为其主要标志。

　　邓小平的《祝词》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为“问题的中心”。他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重要观点，强调文艺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主张“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这些论述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祝词》还进一步把文艺工作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下，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提出，文艺工作要“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祝词》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精彩篇章，既是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传统的深刻总结，又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祝词》为“二为”方向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公布了中共中央提出、后来被简称为“二为”方向的新口号。这是根据第四次文代会的精神，特别是邓小平《祝词》的精神，集中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智慧，提出的更科学、更具有概括性的新口号。社论指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除了一小撮敌对分子外的全体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么？没有，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社论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

　　“二为”方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周扬的报告稿送请有关同志审阅修改。 胡乔木、邓力群写信给胡耀邦转周扬，着重谈了如何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认为能否正确阐述这个问题，是开好文代会的“关键”。信中说：“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四次文代会后，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简要地说明了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口号的理由：“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和会后，文艺界对新方向如何表述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当时主持文艺领导工作的贺敬之提出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最后决定用“二为”来表述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1月23日，贺敬之在中宣部第三次理论座谈会上建议，“可否在‘我们的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光提前一句，可能使一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指出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这项建议很快为党中央接受。1980年12月，贺敬之在电影局召开的影片观摩学习会上对这一口号又作了论证和说明。他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为人民服务，具体的涵义是为广大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而不提只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更科学的。文艺反映政治生活，对政治起重大作用，但文艺并不是只反映政治生活，只对政治起作用。”“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是不能完整地反映文艺的客观规律的。提为社会主义服务，却可以包括文艺反映生活和文艺社会功能的各个方面，又表述了文艺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质，因此是正确的、科学的。”这些论述，对于人们把握“二为”的精神实质，正确理解和宣传“二为”方向，产生了重要作用。

　　3、排除干扰，反对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