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几点分析

　　从现象上看，这个时期的农村居民医疗消费水平主要受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的制约。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以1999年为例，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为52.6%，其他依次为居住（14.8%）、文化教育（10.7%）、衣着（5.8%）、家庭设备用品（5.2%）、医疗保健（4.4%）、交通通讯（4.4%）， 总体上看还处于刚刚解决温饱的阶段。在收入水平的制约下，农村居民往往将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较为忽视健康投资对改善自身福利的重要性，尽可能地压低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这一点在低收入人群中表现更为突出 。

　　尽管基本医疗消费从性质上而言是居民所必需的，但医疗消费（包括保健消费）对消费价格是高度敏感的。平新乔在对中国农村1997—2001年农民医疗支出的数据分析后发现，总体说来，中国农民在就医、买药的决策时，是非常在乎价格的，价格弹性为负；在就医（选择上不上医院）时，价格弹性不但为负，且绝对值大于1。 传统的合作医疗体制瓦解后，依存于集体经济的基层公共医疗服务体系不复存在，医药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迅速攀升，农村居民大都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全部风险都要自己承担，实在得了大病没法再拖了才咬咬牙上一趟城里的医院，而医院里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也实在令人咋舌，吓跑了不少农村患者。按现价计算，1990—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8%，而医院里的平均每人次门诊医疗费年均增长24.53%，平均每一出院者住院医疗费年均增长22.25%。 根据卫生部组织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1998年，农民有病而未就诊率由1985年的23.7％上升到33.16％，而其中63.69％的未就诊原因是因为这些农民患者的经济困难 (1993年第一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时这个比率为58.8％)。 另外，有61%的住院病人因经济困难而提前出院，还有将近22%的贫困户正是由于家庭成员患病或受伤才陷入贫困。 这一调查结果突出地反映了农村居民支付能力低下的窘境。患了重病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一场大病，原本殷实的家庭不复存在，原本贫困的更加一贫如洗 。

　　再深入一步看，改革以来，一方面是农村医疗保障领域出现了制度空白，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得性下降；另一方面是农村卫生投入不足，基层医疗网络瘫痪，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下降。这才是农村居民医疗消费水平不升反降的深层次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事业相当薄弱，与城市有天壤之别，公共卫生资源也主要是为城里人服务的，以致毛泽东对卫生部有“城市老爷卫生部”之讽 。1965年毛泽东发出“六二六指示”后，医疗卫生事业重城轻乡的局面开始得到逐步扭转；三年后毛泽东又积极推广合作医疗，终于在十多年里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中国农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解决大多数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提供了榜样。应当说，中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低，但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都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那个时期80%以上的中国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分不开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全面的市场化进程迅速导致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瓦解，一方面，农村合作医疗大都不复存在，社区基层医疗点基本上私有化，乡镇卫生院1/3瘫痪，1/3仅能勉强维持，只有1/3有所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乡村预防医疗保健网中技术最薄弱的环节是村级医疗机构，而它所提供的服务恰恰又是绝大多数人口使用最频繁的服务。可是政府的公共卫生投资一贯是自上而下，把重点放在了城镇医疗机构。80年代以来的农村卫生系统三项改造是如此，平时的流动资金投入也是如此。以至于多数医院高精尖医疗设备利用率低微，相当一部分乡村卫生室缺少最基本的医疗器械，例如高压消毒锅。城镇医疗机构投资优先的模式在交通便利、人口居住集中的地域不失为效率较高的选择，但是对于那些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山区分散居住的农户，则意味着降低了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 由于资金匮乏，经济落后地区的乡、村医疗机构大多设备条件差，人员专业水平低，稍微复杂的疾病就需要到县以上医院接受治疗，结果大大增加了农村居民就诊的交通费用和机会成本，使许多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甚至因此放弃治疗。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测评已将我国目前的卫生体系绩效列在了世界191个成员国中的第144位，成了世界卫生公共资源分配最不公平、分布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迄今我国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助，有近20％的农村县未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的合格或基本合格标准。

　　三、简短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