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都农民的分化及分化中的问题

　　由于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快慢不一，以及历史和政策的原因，各地的阶层结构变化速度也不尽相同，成都与沿海城市的阶层结构变化既有同质性，又有相异点。同质性在于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与全国的城市化率的提高一样，成都的城市化率也大为提高，这从成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各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可以一目了然。1978年成都总人口806.06万人，市区人口有228.80万人， 城市化率为28.38%。按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说法，当年全国的城市化率为17.9% 。可见1978年成都的起点并不低，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城市化率10.4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10余年后，1990年成都城市化率有所提高，城市化率达到30.53%， 而1992年全国的城市化率才27.6% 。城市化率的提高意味着成都农民人口比例的缩小，是成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虽然1992年成都城市化率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此时成都城市化率与全国的相比，仅仅高出2.93个百分点，优势的幅度比1978年大为减少。这说明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间，成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速度，只是凭借老本保持着领先地位。成都发展迟缓的趋势在后来的十余年间得到改变，2003年成都总人口1044.3万人，市区人口有452.57万人，城市化率为43.3%， 而2002年全国的城镇化率为39.0% 。据学者们预计，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接近50%。以此标准作参照系，目前成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目标值。换言之，即目前成都农民的绝对数和比例已大为减少，这种趋势顺应了社会结构现代转型的潮流。不过有一组比较需要说明，1978年成都的农林牧副渔业人员是241.36万人，2003年这些人员还有220.22万人， 似乎减少的幅度太小，但1978年到2003年成都的城市化率却由28.38%提高到43.33%，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幅度小和城市化率提高幅度大形成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察其原因，从两方面给予解释：第一，从1978年到2003年成都总人口由806.06万增加到1044.31万，增加了238.25万人，从1978年到2003年成都市市区人口由228.80万增加到452.57万人，市区人口增加了223.77万人。 用增加的总人口和增加的市区人口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增加的绝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因此城市化率大幅提高。第二，两个年度的行政区划改变，使统计的范围不同。2003年成都包含9个区，6个县，4个县级市，面积由最初的29.9平方公里扩大到1.23万平方公里。与1978年比较，2003年成都面积增大的部分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县及县级市，增加的人口多以务农为主，他们增加的数量一部分冲抵了城市近郊农业人口转行减少的农民数量，所以农村人口减少的绝对数显得较少。

　　此外，从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的变化也可看出农民减少的趋势。1978年在成都全部总人口中，农业人口占77.7%，非农业人口占22.3%；1990年农业人口占72.7%，非农业人口占27.3%；2003年农业人口占63.0%，非农业人口占37.0%。  非农人口的逐年增加，农业人口的逐年减少说明成都农民阶层已发生了分化。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成都郊区农民的分化做了分析，认为从他们中已经分化出了6个群体。这6个群体从上到下的位阶排序是：农村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农村知识分子、商业服务员工、农民工、农业劳动者 。

　　尽管农民的分化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分化带来的其他问题。分化在本质上是利益的重新调整，这必然伴随着社会震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收入分配、权利权益、社会地位上可能产生很大差距。这些差距，主要是经济差距极易导致不同阶层人们的关系紧张。此时原有的矛盾调解机制失效，新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或不被人们所接受。因此，很多人认为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并不源于合理、合法的原因，心里经常感到难以言状的失落与失衡，在这种心态下，一些寻常小事都可能成为矛盾的导火索。笔者于2005年5月到成都温江区发展最好的永宁镇调查，信访办的记录上记载2004年共接收处理信访案件79 件，其中主要是土地纠纷。永宁镇八角村的村支书告诉笔者，农民向他们理论的最常见问题就是土地承包问题。

　　收入差距是划分阶层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引起社会紧张，催生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因，在讨论成都农民分化及其引起的心理承受力时，很有必要对1978年到2003年几个年度成都城乡收入差距及发展趋势作出分析。1978年，虽然农村居民的收入为城市居民收入的41.17%，农村不到城市的50%，但城乡的实际生活差距却并不像该百分比所示的相差得如此悬殊。在某种角度，甚至还可以说农村好于城市（仅指成都郊区农村），因为当年农村人均结余反比城市人均结余多17.14元。199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为城市居民收入的44.04%，该比例比1978年有所提高，说明80年代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当年农民的人均结余比城市人均结余多5.08元，成都城乡人均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结余之比较仍然是城乡倒挂。成都城市人均收入与实际消费支出后的结余超过农村的现象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2000年，成都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结余1225.52元，而农村此项结余只有815.26元，城市人均结余超过农村410.26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可支配性收入的比例也下降为39.42%。2003年，城乡差别继续向这个方向发展，城市此项结余数为2583.32元，比2000年增加了105%，而农村此项结余数为933.89元，只比2000年增加118.63元。这些数据证明这两年成都城乡发展快慢迥异，农村发展速度减慢，城乡距离拉开。格外需说明的是，由于统计范围不同，1978年与后边几年或许没有可比性，但2000年与2003年却可以进行比较，这两年的比较证明了城乡差别扩大的现实。全国政协委员陈漱渝指出，去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6.8%，增速达近几年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高低收入差距已经从改革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  。笔者没有具体的数据量化成都最高和最低收入的差距，但收入差距扩大却是确信无疑的。

　　就农民中的各群体而言，其收入差距也日见明显。收入最低的是纯粹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笔者2003年调查过成都近郊500余持农村户口的人，问卷中反映出单纯从事农业的人收入最低，高者为年1000元，低者为年500元。收入最高的是农村管理者阶层，从正规渠道获得的年收入都在3——4万元之间。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同样不菲，据他们在问卷中打了埋伏的收入调查，其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农业劳动者在问卷中填写的收入可信度较高，因为此数据与成都统计局2003年的统计基本吻合，据统计局统计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有520.63元，2003年来自于农业的有769.36元。  而农村管理者与私企业主的收入则不能肯定。农业劳动者从农业获得的人均收入与农村管理者及私企业主的公开的收入相比，后两者比前者的收入高出6倍以上，更何况后两者还有些隐性和不愿让人知晓的收入秘密，如果把这笔收入如实算上，贫富差距想必更大。

　　巨大的收入反差必将引起人们心理失衡，因为人们并不认为这些差距是合法、合理的原因导致的。笔者在问卷调查中设计了一些问题，考察从农民中分化出的各阶层对贫富悬殊的态度。在41名被调查者中，对于“从有钱人那里多收税来帮助穷人”的说法，有75.6%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只有0.4%的人不同意；对“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没有好处”的说法，有接近73.6%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有48.77%的人认为基层政府官员的收入高或很高，65.84%的人认为高层政府官员的收入高或很高。这些人中有一半的人对富人取羡慕、不以为然、或命中注定的态度，有1人仇视富人，并想自己很快致富。这些比例说明了人们对富人和政府官员的心态。大部分人已感受到贫富差距，认为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没有给社会发展带来好处反而有弊端，所以想削峰填谷，从他们那里多收税以帮助穷人。在成都市委党校2004年4月到8月对成都郊区的调查中，被调查的农民认为干部伍腐败现象严重和比较严重的人竟高达35％。社会矛盾的端倪从这些心态中已隐然可见。不过当前在成都，这些“矛盾”也仅仅是端倪而已，毕竟还有一半的人认为富人获得财富是理所当然，这种平和的心态对能够缓冲、消解社会矛盾。

　　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代价，但他们失去土地后，社会必须有就业空间接纳他们，使他们有生活来源。当他们有了生活保障，才会产生实在的安全感，只有他们心灵安宁，才能降低社会转型的震荡，才会出现人人安居乐业的和谐局面。但这几年很多地方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充分就业，即便就业也可能朝不保夕。所以他们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大，凑合着过日子，对未来担心。2004年成都市委党校的抽查问卷表明，农民今后最担心的问题一是生病无钱就医，选择人次达50％；二是老无所养，选择人次达49％。这说明目前大部分已分化的农民生计问题不大，但将来的发展，上升的通道却很迷茫，不定因素太多。更由于大部分农民文化水平低，有85%的人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即便是给他们提供较高层次的职业岗位，实施鼓励他们上升的社会政策，以他们的现状，也难以适应上面阶层对文化程度的要求。有些有职业的农民对自己的职业不满，很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但又觉得不可能，这部分人的心态必定是消极灰暗的，怀揣这种心理的人们在突发事件之下，很容易作出极端的举动，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宁。

　　四、关注农民分化的心理压力，制定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