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思想，是全国各地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曾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也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李四喜”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其真实名字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新湖南报》考虑到朱中立是刚刚翻身的乡村干部，为了帮助教育他，在对其错误思想进行讨论时没有点他的真名，而是起了“李四喜”这样一个名字，意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新湖南报》在这场讨论结束时向广大农民披露了这一秘密：“本报提出的‘李四喜思想’，实际上是以朱中立同志过去的退坡思想为典型。” 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土改后农民及乡村干部普遍出现的松气退坡思想展开的。这场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第一次对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运动。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形成了教育和改造农民落后思想的基本思路，为此后解决农民思想教育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历史经验。

　　一、加强对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

　　湖南省委及其机关报《新湖南报》发起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克服土改后的湖南农村普遍存在的松气退坡思想。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发起讨论之初，提出了对“李四喜”这样的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并逐渐成为参与讨论的广大农民和领导干部的共识。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强调：“为了克服乡村干部的错误思想，整顿乡村干部队伍，我们一方面要进行对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从批判中教育李四喜本人和全体干部与群众。另一方面各级党与政府今后首先要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注意教育乡村干部，要在各种斗争中，对干部进行系统的、经常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确立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革命利益第一的思想，对党员干部还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浏阳县委书记徐秉谦认为：“必须设法让农民群众知道，土地改革只是解除了封建压迫的痛苦，并没有最后解放。只有工业发达了，工人阶级生产大批的农业机器，农民生产才能高度的发展。农民生活才可能过得美满。” 怀化县委书记张士林提出了克服李四喜思想的三条建议：“一、县区领导上应重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有领导地在乡村干部中普遍开展讨论。通过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使乡村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步，今后要结合各项具体工作，不断地系统地进行思想教育。二、组织乡村干部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共产党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心。三、今冬明春进行土地改革时，应着重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结合宣传土地改革后农村发展的方向。” 这种解决思路，是各地县区领导较为普遍的方法。

　　如何教育并领导农民继续前进？中共中央中南局认为，不要只谈农民的生产发家，必须使农民树立长期的敌情观念、胜利信心和斗争意志，向他们指明前进发展：“必须把目前整个政治形势向农民谈清楚，必须把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讲清楚，必须把反封建主义的教育和反帝国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必须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必须加强工农联盟的教育。” 使农民认识正确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认识革命的前途。

　　武冈县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经验是：全党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思想教育运动。其具体办法是：（一）教育党员干部，认识到党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只是给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进路上铲除了第一个障碍，土改完成以后要领导农民继续前进是更严重的任务；目前必须不断地领导农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武装等建设，加速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完成。（二）向农民及农民干部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在进行教育时，不能机械地贯注，必须由近及远，将阶级斗争、组织团结、政策思想、形势前途等内容结合起来；在方式上要注意到具体生动，如从反恶霸讲到打倒美帝国主义、通过棉花织成洋布的具体事实来宣传工农联盟等等。

　　在对农民及乡村干部教育中，学习党史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有人提出，学习党史有很大的益处：“学习党史可以使我们认清革命的方向，克服‘满足现状’的思想。” 长沙县乡干部刘焕认为，进行党史教育是教育农民干部很有效的方法，并且这种办法在“李四喜”的原型朱中立的思想教育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提议：“在农村中要加强党史的教育”，“只有当一个干部接受了党史的教育，明白革命的远大前途以后，才能够坚持干下去。” 《新湖南报》及时介绍并推广了这种教育方式。学习党史，逐渐成为教育乡村干部、提高其思想觉悟的重要方法。

　　二、用民主的方式教育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