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民主的方式教育农民

　　《新湖南报》自7月18日发起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到1952年1月结束，前后持续了五个多月。这场讨论的最显著之处，就是突出了农民“自我教育”的特色，它是以吸引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讨论的方式，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的。五个多月的讨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场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这场讨论，是湖南省委和《新湖南报》精心组织的一场对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经典之作。

　　《新湖南报》发起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时，便确定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基调。通过大量刊发各地群众来信，将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情况呈现出来，并且以“编者按”的方式加以点评，吸引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讨论，时刻控制讨论的规模，掌握讨论的发展方向，逐渐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引向深入。在讨论中，《新湖南报》特别注意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耐心教育，引导他们反省自己的错误思想。如在讨论发起后，有着李四喜思想的乡村干部开始自我检讨，分析自己的错误思想根源，并将检讨公开发表，以引起更多的农民群众注意和思考。一位乡村干部检讨为什么会有“退坡”思想时说：“主要的是我对革命的前途和方向没有深刻认识，从自私自利出发，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体会得不够。” 这些乡村干部的自我检讨，不仅将李四喜思想的表现具体化，使更多的农民认识到不干工作的危害性，而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教育了其他乡村干部，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每一阶段，《新湖南报》都以发表“社论”和“综合讨论意见”的方式，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对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说明讨论中应该克服的倾向，并指明讨论发展的方向。湖南省委对《新湖南报》这种民主做法给予充分肯定。王首道说：“我认为新湖南报展开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是适时的，必要的。”《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这个讨论，组织得是好的，发展得是健康的，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人民报纸的巨大教育能力和组织能力，在这一次讨论中是充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它还进一步指出：“三个月来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证明：凡是及时地改善了宣传教育工作、展开了李四喜思想批判的地方，那里的李四喜思想倾向，就很快缩小了、孤立了。只有加强党在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证党对农民的政治思想领导，从而才能保证党在农村的经济领导和组织领导。这要算是一个定理。”

　　正是由于《新湖南报》在湖南省委领导下采取了民主方式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自我教育，所以这场讨论取得了明显成效。《长江日报》指出：“其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它不仅吸引大量的农村干部与农民直接地参与了讨论，从中取得了教益，教育了自己；而且以它巨大的说服性，引起许多地方党的组织的警惕，并惊醒了不少濒于‘泄气和松气’的危险中的骨干干部。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和农村干部，都在广泛地组织这个讨论。批判李四喜思想的战斗声音，已经扩展到湖南的广大地区之上了。”

　　《新湖南报》采取民主方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做法，也为各地乡村干部所欢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徐秉谦指出：“报纸上讨论李四喜思想是成功的。它有效地教育了农民群众和农民出身的区乡干部。它揭发了土地改革后在农民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也给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提出了新问题，这个问题将比土地改革工作还更复杂和艰巨。” 正因如此，当时主持这场讨论的李锐评价说：“这个讨论影响极为深广，引起全省各级领导和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视；这是在农民问题和农村工作问题上，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于提高干部思想和推进工作，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三、批评落后、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教育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