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村幅员广大，全国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事关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国家兴亡盛衰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进行过许多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建国初期进行的新区土地改革运动，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深入研究这场运动，探讨其成功的经验，不仅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正确认识新区土改运动的历史作用，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对今后解决“三农”问题也有借鉴意义。

　　一、明确新区土改方向，解放和保护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执政5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解放、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适时改变或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什么时候解放、保护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民就有积极性，农业就发展，农村就繁荣；反之，农民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农业就萎缩，农村就凋敝。

　　1．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严重地束缚和破坏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遭受地主阶级的重租高利，商业资本的盘剥，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重压榨，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自然谈不上对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前的十余年，虽然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土地占有关系有一些变动，但在广大新解放区，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仍然存在。有关资料表明，1950年地主阶级占农村总人口4.75%，但占有土地38.26%；富农占农村总人口4.66%，占有土地13.66%，而占农村总人口52.37%的贫雇农，只占有14.28%的土地。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也指出：“四川等地区，地主占有土地约占70%至80%”，“最近在华东及中南一些乡村的调查材料来看，一般的情况大体是这样：地主占有土地及公地约占30%至50%，富农占有土地约占10%至15%，中农、贫农、雇农占有土地约占30%至40%”，“乡村中90%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的，但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没有所有权。” 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是解放生产力，也是解决当时“三农”问题的核心。新区土改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2．团结、稳定大多数，保护农村生产力。新区土改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还从实际出发，采取各种措施，团结争取大多数，稳定农村局势，大力保护农村生产力。制定并认真执行了保存富农经济不受破坏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保护了富农经济的存在及其在某种限度内的发展。对于地主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自耕土地和所经营的工商业，基本上不予没收，一部分土地可由其继续自耕。在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时，坚持了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的方法分配土地，照顾了原耕农民的利益，避免了过多的不必要的土地变动。对于乡村中无地少地人口、烈军属、失业回乡的工人，都给予必要关照。即使对还乡的逃亡地主、敌顽人员及家属，都采取“给出路”的政策，鼓励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新区土改从有利于发展当时农村经济，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实际出发，保护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3．紧紧围绕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考验，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农业减产，物资奇缺。1949年同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 恢复国民经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艰巨任务，而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则是首要问题。毛泽东在谈到“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条件时，也认为第一位的就是“土地改革的完成”。 土地改革紧紧围绕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经济上切实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充分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饱受多年战乱之苦的广大翻身农民渴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到处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建国初期，农业生产在物质和技术条件没有多大改善的情况下，产量连年大幅度增加，农业总产值1952年达461亿元，比1949年增加了41％，年均增长14.1％，比战前历史最高水平还高出17．9％；粮食总产量达到3278.3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44.8%；棉花总产量达到2607.4万担，比1949年增加193%：油料总产量达到8386.3万担，比1949年增长64%。 这样高的农业增长速度，虽然带有恢复性质，但没有深刻的土地改革，是肯定不可能取得的。

　　二、慎重制定土改政策，忠实代表和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