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成熟，不但大部头的著作和宏观性的论文不断涌现，而且各种理论与方法也应运而生。然而，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相比，当代中国史研究则仍显薄弱。目前，国史研究可谓骨架已具，血肉尚模糊，亟待大量微观实证性的研究填充。同时，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往往很难在宏观上说清楚，而具体细小枝节的研究往往能解决大问题。本文的研究旨趣即是尝试以小见大。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指出，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须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如何来总结历史经验？人民的生活状况如何,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邓小平多次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联系起来，他说：“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某种事物姓“资”还是姓“社”，主要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可见，邓小平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并把它作为衡量党的一切事业的重要标准。当代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因此，总结历史得失同样也应该把人民生活是否提高作为重要的考察指标。本文拟以1956－1998年北京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为例，来窥探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生活的变化，并以此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

　　一、勉强温饱状态下的消费结构（1956－1977）

　　1956年，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本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应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不幸的是，过于发挥“人为”作用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久就误入歧途，不但没有把中国迅速带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建设连续发生曲折，最集中体现这种曲折的就是一般群众的物质生活状态。对于人民的物质生活来说，在客观上没有改善的条件，在主观上又没有被置于应有的地位，因此绝大多数老百姓长期徘徊在温饱线上，相当时期甚至处于在温饱线以下。

　　从有关统计资料所示的北京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可以大致看出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虽然无法找到“文革” 期间的相关材料，但是根据1978年的情况和有关文字资料，后十年不会比前十年更好，起码不会好得太多。由于这一时期的消费水平没有多大提高，所以消费结构的变化也不明显，恩格尔系数也没有呈现下降趋势，一直在56%左右徘徊。其消费支出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食品、衣着、用品、住房、精神文化、燃料。最基本的需要即吃穿占去了消费支出的65%以上，而精神文化消费还占不到消费支出的6%，这显然属于一种低层次的消费结构。

　　从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载也可间接地发现当时北京居民的消费状况，比如1959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曾这样来总结成绩：“今年上半年主要商品的供应量和去年同期比，粮食增长27％，食油增长54％，蔬菜增长22％，水产增长61％，食糖增长16％，糕点增长二点五倍，酒增长一倍，棉布增长82％，呢绒增长二点三倍，棉毛衫裤增长一点四倍，汗衫背心增长二倍，毛巾增长48％，胶鞋增长一点九倍，布鞋增长40％，肥皂增长88％，收音机增长一点八倍，金笔增长二点五倍，面盆增长一点八倍。” 这些主要商品便是当时人们消费的主要内容。毛巾、胶鞋、肥皂、面盆、袜子、汗衫背心等这些最基本的用品的增长也被列入政府的政绩，可见它们在人们的消费生活中是多么重要和珍贵，同时这也证实了北京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之低。

　　不难发现，1956—1977年这一时期北京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虽有微弱的变化，但是在根本上却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基本上是一直处于低层次、不合理的状态。这样一种状态与国家的消费指导思想有决定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只注意了建工厂，而很少过问职工吃的、住的、穿的、用的，一句话，是相当程度上忽略了人民的生活需要” 。这一时期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国家采取的是限制消费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片面地、盲目地强调生产和积累，不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消费，而是一味地限制消费，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因而长期实行“先生产后生活”、“广就业低工资” 的政策，甚至提出以“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为原则，主张“把消费的增长速度压低到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程度” ，并认为“任何时候，生活提高的程度决不能超过生产增长的程度”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政府一方面争取“保障供给”，另一方面又严格定量供应，“千方百计地限制群众的消费” 。在长期“短缺”经济中，政府实行普遍的配给制和限制收入的政策。政府通过价格政策、收入政策、消费政策，使需求结构适应供给结构。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居民家庭的消费模式表现为受到外部的约束很强，消费主体在收入和消费方面选择余地很小，家庭消费在低水平上达到均衡。在消费结构上，家庭消费中必需品占了绝大部分。

　　由此来看，要正确总结这20多年曲折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应当以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为重要指标，做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953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通过政权的力量和经济的手段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完全有力量、有条件、有办法凭借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自身优势，通过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或创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社会主义因素得到逐步扩大，在同社会其他经济成分的竞赛中，依靠自身的优势而不是依靠强制的行政干预去决定其他经济成分的存亡。历史不能假设，但也并不是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弄清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这20多年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温饱状态下的消费结构（1978－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