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温饱状态下的消费结构（1978－1991）

　　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好转，政府逐步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北京政府多此调整了职工工资，增发各种奖金、津贴，加之在广开就业门路、扩大就业面上做了许多努力，使居民家庭的生活收入大大提高。“80年代是调整工资最多的时期 。从80年代开始，人民生活步步高。消费结构发生质的变化，生活质量有了根本性的飞跃。” 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根据统计资料计算， 北京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59.86元上升到1991年的1860.17元，增加了1500.31元，增长了4.2倍，平均每年递增13.5%。随着消费支出的增加，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居民家庭的各项消费支出基本上都在逐年增加，但是它们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却朝着不同的趋势变化，排列顺序变为：吃、用、穿、其他支出、住、交通通讯、烧、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与前一时期即1956～1978年相比，比较明显的变化是“用”的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的位置，由原来的第三位跃居到了第二位。当时的社会调查也证实了这种情况，据北京“1000户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收支调查资料”，“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消费意向都是先吃、再用、后穿。” 这种情况到1988年由于物价的关系又有所反弹，“城市居民购买商品的支出构成由于价格变动和商品供应的影响，购买食品、穿着商品的比重上升，购买用品及燃料的比重下降” 。但是先吃、再用、后穿的基本排序没有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北京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生活从1985年开始明显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不过，吃穿仍是这一时期北京城镇居民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的大宗，一般要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65%以上，不少年份还在70%以上，“消费结构在其发展的低级阶段，以吃穿两项占绝大比重为特点” 。由此可断定，这一时期的北京城镇居民家庭在整体上仍处于温饱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际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局部调整及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北京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从贫乏到温饱再向小康过渡的重大进步，“绝大多数人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开始向小康型生活过渡，吃、穿、用、住全面改善” 。北京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一方面缘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主要缘于国家消费指导思想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部门开始纠正 “忽视人民消费的片面观点”，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当时的中央领导赵紫阳说，“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 。社会舆论也在积极地鼓励和引导人们去消费，“人为地压低消费，效果是不好的，应当鼓励、引导、刺激消费。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积极地搞好宣传工作，造成一种社会舆论，使人们认识到节衣缩食的消费观念已经与当今时代不完全适应了，应以丰衣足食，美化生活的消费观念取而代之”。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没有掌握好平衡，80年代后期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消费基金的膨胀，“消费基金膨胀——眼下中国公认的最突出的经济问题之一，尽管近两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国家也相继采取许多措施，但是消费膨胀的势头却没有抑制下来。” 由此造成了消费超前、价格波动过大、消费对象集中，消费范围狭窄和居民消费仍残存着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封建性和愚昧性等现象。

　　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带来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本世纪以来最深刻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由两个深刻的转变所构成的：一是体制的转轨， 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转轨；二是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 这两种转变又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保持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变与不变的交织中，旧的社会规范或社会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社会规范或社会秩序还未形成，因此，难免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反映在居民消费结构上，往往会出现不稳定、失衡的现象。

　　三、小康状态下的消费结构（1992－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