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对外引进新局面

　　70年代初，国际关系日趋多极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两个阵营”的对立。苏联军事争霸力量崛起、西欧日本经济起飞，使经济陷于“滞胀”的美国急于寻找海外市场，感到国际政治地位提高的中国“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 尼克松政府开始推行“均势外交”，向中国伸出外交触角。而中国也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逐渐超过美国，成了最大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外交战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此后，发展与西方经贸关系成为中国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四三方案”成为对外贸易的一个突破口。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报送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约4亿美元的化纤化肥设备，得到毛泽东的批准。8月6日，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的批示，又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估价约4亿美元，以便和先前进口的冷轧机设备配套，也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批准的同时，要求计委采取一个一体化的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国家计委于1973年1月5日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了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的时机，在今后三到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其中包括：大化肥设备13套，大化纤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3套，综合采煤机组43套，10个烷基苯厂，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大型项目。后来在此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引进项目，进口的总额预计达到51.4亿美元。这是继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项工程后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

　　“四三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打破了“文革”时期外贸领域闭关自守局面，也为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中国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1973年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45.8亿的2.4倍；1974年达到145.7亿，是1970年的3.2倍。  同时在研究利用外资、借鉴国外现代金融和先进管理手段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邓小平复出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1975年整顿工作，对外贸易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8月18日，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是一个大政策。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的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8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又说：“我们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

　　过去，中国引进技术设备的资金支付，虽然向苏联东欧有贷款，但到60年代提倡“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已经基本停止；向西方国家则根本没有借贷。从邓小平的这个补偿贸易“大政策”开始，实质上已经开始用资金折合实物进行借贷和偿还，具有引进资金的意义，到80年代形成了普遍实施的“三来一补”政策。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个主张，在中国对外开放史上具有阶段性的创新意义，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理论的萌芽。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如果说1975年整顿因为总体上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限制下，只能以整顿恢复生产为主要内容；那么在对外引进方面可以说确实有改革的性质，后来的开放政策就是沿着整顿的思路发展起来的。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处于“文革”时期，始终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加上自身思想的限制，对外贸易虽然有所发展，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所占份额很小，进出口结构不合理，引进的手段单一，对外开放只体现在一些政策上，还远谈不上建立基本国策。

　　三、70年代末期对外开放热潮与基本国策的初步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