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力量，努力抵制和纠正“左”的干扰，是“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一，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号召，努力保证经济秩序正常运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对“抓革命、促生产”强调得最多，努力在混乱的形势下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减少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这反映在他主持起草的一系列文件、社论和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文革”开始的时候，周恩来关心的是怎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必要供应。为此，他反复强调运动的重点在机关和学校，并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村五条）要求各个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保证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正常进行。此后，周恩来还继续加强对“抓革命、促生产”的解释，利用一切机会强调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1967年1月以后，“全面夺权”的浪潮严重冲击了生产秩序，有鉴于此，周恩来在2月23日与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要求省地县各级政府要以军设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他说，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拿总，吸收省地干部参加。领导干部有些没过关的，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与此同时，成立了由周恩来本人主持的国务院办公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持中央一级的经济机构的运转。此后，周恩来提出为了领导和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要解决省一级的生产指挥部门。此外，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央及地方各系统、各部门的军管方案，提出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领导运动，一个负责生产业务。对企业实行军管，是在“文革”头三年的动乱中采取的临时措施，保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维持运转。林彪集团垮台后，周恩来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有利时机，首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使得经济形势有所好转，随后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二，稳住农业，侧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周恩来是一向重视农业基础地位的，在制定“三五”计划的时候，就曾经把计划的指导思想概括为，“抓好吃穿用，实现农轻重”。“文革”的爆发打乱了周恩来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尽管如此，周恩来仍密切关注并具体指导着农业工作。1967年3月，为了减轻全面夺权给农业生产因而造成的损失，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要求在春耕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已经夺权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要切实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担。 1968年以后，周恩来还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主要农副产品等方面的工作，并且直接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在这段时间，由于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整个农业形势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反复，粮食产量取得了稳步增长，突破了5000亿斤大关。

　　“文革”时期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交通运输部门更是重灾区。1966年当红卫兵大串联正值高峰时，周恩来每日都要仔细审阅工交部门汇总上来的生产报表，当出现货运量减少，煤矿产量降低，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时，他都要亲自过问，并找有关部门领导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同年11月28日，周恩来修改后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成都拟来京请愿工人的电报中说：“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的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了尽快扭转工交战线的混乱局面，邓小平在整顿中采取了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活动等措施。对于搞派性妨碍正常生产秩序的帮派头子，邓小平表示：“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 由于措施得力，铁路的整顿迅速见效，铁路运输基本上达到了“四通八达，畅通无限，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要求。钢铁战线也扭转了欠产局面，煤炭工业恢复发展，整个工交战线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

　　第三，制定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五年计划，总揽全局。周恩来十分重视制定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五年发展规划。“文革”开始后，国家计委等部门的业务工作被彻底打乱，国民经济计划的起草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1968年是“文革”动乱比较严重的一年，计划会议根本无法召开，使得1968年始终没有年度计划。周恩来对这种局面感到非常忧虑，这年底，他认为必须要安排一个年度计划，以保证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调运。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全国计划会议没有能够制定出国民经济计划方案。1968年12月26日，周恩来责成余秋里务必制定出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文革”形势稍为稳定后，周恩来就着手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并亲自审阅、修改国务院的会议通知稿。1969年2月16日—3月24日，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准备充分，使这次会议成为“文革”以来第一次取得重要成效的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还高度重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就“四五”计划的目标和任务提出指导性意见。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抱病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赢得了2800多名代表热烈的掌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提，实际成为一面以经济建设为号召的旗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四届人大是从乱到治的一个转折”。

　　邓小平在领导1975年整顿时也十分重视国民经济长期规划的制定工作。1975年3月，国家计委发出拟定长远规划的补充通知，提出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要求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年3月至4月，国家计委召开了工交财贸各部委参加的座谈会。6月16日至8月1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对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整顿提出了具体意见，对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业市场、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会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形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国民经济十年的奋斗目标。邓小平主持拟定的十年长远规划，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初步设计，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愿望和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首先，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所决定的，不会因为国内或国外情况的暂时变化而改变。其次，“文革”时期经济仍然取得发展的事实表明，即使在那个困难的年代，由正确力量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也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文革”那样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也始终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始终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使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