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是调整的基本方针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陈云等领导人的平衡发展观受到错误批判，被认为是“消极平衡论”、“静止平衡论”、“机械平衡论”，本质上是“低速度论”。此后，国家进入片面发展的“大跃进”时期，财政与信贷的平衡，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平衡亦被打破。1960年同1957年相比，商业贷款增加1.4倍，工业贷款增加10倍，货币大量超额发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给国民经济带来惨重损失。 与此同时，全国建设规模逐年扩大，积累占国家年收入的比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24.2%，“跃进”到1958年的33.9%、1959年的43.8%、1960年的39.6%。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而且大大降低了基本建设投资效益。

　　国民经济调整的本质就是在政府主导下改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状况，实现协调发展。在需求过旺、投资过高、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内容，就是压缩需求，缩短战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降低生产指标，压低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城市职工。同时，整顿生产和经济秩序。当时通俗的说法为：“退够站稳”。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提出三个第一：农业第一，市场第一，出口第一。他说，过去陈云同志曾经讲过，现在看起来，这三个第一是不能推翻的；各个部门要去调查研究，用调查研究的材料来教育我们的干部。

　　1961年以后，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陈云的平衡发展观，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决定实施经济调整。一是压缩基建。1961年基建投资比上一年压缩2/3，1962年又比上一年再压掉一半。二是降低积累率。1962年积累率下降到10.4%，到了1964年经济回升后，才回到比第一个五年计划（24.2%）还要保守的22.2%。 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原计划的60.7亿元进一步缩减到46亿元。 三是紧紧把住财政、银行两个总闸门。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六条”）和《关于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即“财政六条”），有效控制供需总量平衡，促进结构调整。四是精简队伍。1962年，确定两年内城镇人口减少2000万，职工队伍精简1000万；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可能提供的粮食和原料相适应、同工业本身可能提供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机构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可能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紧张状况逐步缓和下来。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由1960年的9.6万个减为1962年的5.3万个；重点加强轻纺、化纤、石油、和支农工业，保证原子能研究事业进行。

　　另一方面，在调整时期加强了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提高对支援农业资金的管理。在农业方面，加强了大中型水利灌区的配套和利用投资。1950－1960年，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利灌区，约占全国灌溉面积总和的1／3，是水利灌溉设施的骨干，对发展农业有很大作用。但是，这些灌区遗留很多未完工程，由于工程和设备不配套，灌溉能力不能发挥作用；已建成可以灌溉的部分，由于管理不善，也没有充分发挥灌溉效益。据统计，1963年有设计灌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大中型水利灌区3989处，设计灌溉面积29141万亩，实际建成配套的灌溉能力16581万亩，占56.9％。其中5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实际达到灌溉能力仅44.2％。调整时期大力增加灌区配套建设，据辽宁、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四川等16个省市区统计，1963年电力排灌投资1.63亿；1964年达到4.1亿元，比1963年增长44％，河北、辽宁、山东、上海、广东、湖南、四川、陕西等15个省市新增受益面积778.6万亩。 此外，1963年我国已改变了一五时期大型化肥厂建设主要依靠国外设计和进口成套设备的状况，合成氨和普通过磷酸钙的大型企业国内已能自行设计和建设。仅1963、1964年，国家就先后投资建成了四个大型氮肥厂，一期工程的建设规模为合成氨10万吨，硫酸铵40万吨。同时，继续进口化肥，每亩耕地化肥的施用量1962年达1.8公斤，比1957年的1.05公斤增加71％ 。此外，加强支农资金的管理，并于1962年将基本建设中征而未用的605万亩耕地退还生产队，占征而未用耕地的86.2％。

　　恢复和发展农民手工业。我国农民用手工开采有色金属矿有很久的历史，习惯称为民窿。主要开采钨和锡，也有少量钼、铜、铍等，主要分布在广东、云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民窿生产在我国钨、锡生产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57年全国民窿生产钨精矿、锡精矿产量2.1万吨，比1949年增加4.4倍。1958年以后，由于将民窿下放到公社，以致部分资金被公社挪用，加上管理放松，1962年民窿生产钨锡精矿0.42万吨，比1957年下降80％。1962年，各地在调整方针指导下，恢复了民窿管理机构，贯彻了对民窿生产的奖售政策，使民窿生产迅速恢复。

　　同时，中共中央同意沈阳市从企业利润中提取5％作为城市建设资金，用于给排水、道路、桥梁、防港、市内公共车辆、煤气、环境卫生、城建企业、绿化等十项公用事业，自1962年起试行。以改变长期以来城市建设“骨头”和“肉”不协调的问题。

　　经过大幅度的调整，国民经济恢复了生机。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年收入从1963年开始回升，到了1965年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事实证明，结构的调整和一时的紧缩为协调和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短暂的压缩城市人口求得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比例均衡。如果这一时期有条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外市场，城市人口不必如此大幅度压缩。但是冷战的严酷环境不仅当时没有这个条件，而且1964年以后战争阴云愈加浓厚，导致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从解决“吃穿用”改为建设战略后方，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打开外交局面后，才逐步改变了这种状况。

　　三、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经济恢复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