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代表的初级阶段发展观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其他原因，新的领导人没有突破毛泽东所坚持的原有经济体制，仅希望通过恢复“文革”前的经济秩序和加大投资力度来加快经济发展，于是陷入新一轮的“跃进——失衡——调整”这个供给约束型波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邓小平也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经济发展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把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和最迫切任务。邓小平再三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邓小平还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第二，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由过去长期超过可能调整到切实可行。从建国以来到1978年，党的经济发展目标长期超出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可能。而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根据实际调整了过去的高指标。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和20世纪末中国经济要达到的目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这个思想经过完善，形成了明确的“三步走”战略，并得到全党的认同，从而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急于求成”的思想根源，使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可能。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 

　　第三，依靠改革为发展动力。1978年以后，党总结了过去经济体制上管的过多、过死，束缚了人民和企业的手脚的弊病，将“放权让利”“对内搞活”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就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放松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在城市，允许个体和私营发展，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实行“放权让利”。正如邓小平所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

　　第四，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突破了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发展思路。1978年以后，党一方面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过去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另一方面，根据世界经济发展中产业转移的趋势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以及中国过去吸引侨资的经验，改变了过去只引进技术，不敢引进资本的政策，确立了利用外国资本和外国市场来加速自己发展的方针。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中国闭关锁国一个半世纪，落后了，吃了大亏。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包括资金，才能加速中国的建设。” 即使在1989年“北京风波”后，邓小平继续强调：“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

　　第五，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上，改变了过去注重内地发展的思路。1978年以前，由于对战争的估计过于严重，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内地经济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的不平衡特点，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基本上实行了生产力布局向内地倾斜的政策。60年代以后，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又加大了这种政策力度，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1978年以后，党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发展、逐步向内地推进的政策。也就是邓小平后来总结的“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但是这个阶段，明显地是贯彻第一个大局观。

　　第六，在分配制度上，改变了过去单纯强调按劳分配和行业之间、地区之间趋于平均主义的思路和政策。根据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政策执行的结果，在80年代不仅达到了上述目的，而且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

　　四、以新型工业化和“以人为本”为代表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