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改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制度

　　1961年春天的调查，彻底改变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废除了不符合农村实际的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实行补助；把懒勤不分的死分死记和死记活评改为三包一奖的评工记分制度。在贯彻三包一奖的过程中，一开始采用多奖少罚的办法，但仍然不够公正、科学；大队与生产队之间就分配问题龃龉不断，于是有些干部、社员主张取消三包，收入包死，把分配权下放到生产队，生产队对大队实行“上交任务包干，生产队自行分配，自负盈亏”；有些社员甚至主张干脆包工、包产到户； 多数大队实行粮食征购“包死”，常年包工，在三包一奖的制度上实行全奖全罚，各生产队年终按实际收入提取公积金、公益金。

　　3、取消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是“共产风”的产物，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农村公共食堂被视为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即使进入了困难时期，公共食堂办下去相当困难，人们仍然不敢有什么微词。在1961年春天的调查中，公共食堂的去留，是基层干部、群众反映最多、意见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突破，就禁锢着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

　　在调查中，突破这个问题的是邓小平、彭真。他们率领的调查组通过反复调查，逐步形成共识，即公共食堂去留，不能靠上级行政命令而要遵循群众意愿。在5月10日他们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吃不吃公共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的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公共食堂去留。当时，党中央、毛泽东从其他途径也听到了基层对公共食堂去留的意见，于是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作了新的修改，提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于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5月18日，根据中央的精神和邓小平、彭真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就公共食堂问题向农村党员发表公开信，充分阐明了吃不吃公共食堂一定要坚持群众完全自愿的原则，并要求生产队向所有社员逐字逐句宣读，让社员了解市委的意见精神，自己决定公共食堂去留问题。结果公共食堂全部散光，基层干部群众皆大欢喜。

　　（二）给一批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因坚持真理而受到处分的干部平反，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京郊农村调查不仅纠正了大跃进中公社的“左”倾错误，还给一些坚持真理、被打成右倾的干部平反。1959年庐山会议后，北京市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有8203名党员干部受到批判处分，其中列为重点的有2771人。到1961年8月31日止，已对这2771人中的2665人进行了甄别，认定原处理完全错误的有2103人，占总数79%。223名受到批判处分的中央、市委管理的干部已甄别了204人，认定原处理完全错误的有165人，有154人恢复了原职务。 北京市在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共有12名局处长 被当成重点批判对象，在这12名局处长的处分材料上，多数干部被指责怀疑总路线，怀疑跃进、再跃进的可能性，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批判他们所持“人民公社的步子走得太快”、“大跃进比例失调”的正确主张。

　　然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困难局面的事实教育了全党，引起了全党的反思，中共北京市委也通过调查认识到，“反右倾”整风运动对这些因坚持真理而受到处分的同志的处理是不正确的。1961年5月，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郊区县（区）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纠正1959年“反右”错误，严肃认真地处理摘帽等问题。1961年6月16日至7月4日，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检讨。尽管与会多数同志认为这三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经验丰富、教训深刻”，但也有个别同志尖锐指出：“成绩很大，缺点和错误严重，入不敷出”。虽然多数人把这几年的缺点和错误归结于主要是执行政策上的问题，而不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但也有些同志认为，应该从指导思想上找根源。例如昌平县委副书记许正宣在讨论中就认为：“从全国的情况说，灾情和人祸哪个是主要的，我是糊涂。从昌平县来讲，不是灾情。粮食年年下降是人为的，不能说是天灾；…… 社员的生活和解放前比，是提高了，和1957年比，不好说。”市公共汽车公司党委书记王靖宣也认为：“农村方面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因为五风一起刮、农业减产影响大、错误延续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广。”市检察院检察长郭步岳认为：“人民公社搞的太快，思想准备不足，高级社没有经过巩固，各省市没有经过试验，几个月就公社化。公社贪大，把先进的当作一般的。”石景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肖平认为：“现在看中央过去的文件，不能说中央的政策指示都是正确的，如人民公社说，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已经成为广大群众迫切的要求。” 这几位同志的发言，现在看来已不算新鲜观点。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看到指导思想的错误并勇敢指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观点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基层干部的真实想法，是从实际工作中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另一方面体现出这次市委工作会议实事求是的良好氛围。几个月的调查研究，随着对实际工作的深入了解而迸发出来的真知灼见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很好的抒发。

　　（三）为随后贯彻以调整为核心的“八字”方针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