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执政的外部世界估量上，中苏两党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政策不同

　　列宁在实践中最早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他曾提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后来，苏共领导人的认识开始僵化，未能认识战后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对科技革命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在科技革命中已有较大的发展，而是把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对抗看成一种决然的对立和简单的否定。苏联科学界也流行起对不同学派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对西方国家的科学思想一概排斥和批判。这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导致苏共的固步自封，错过了一次次发展的机遇。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僵化的教条主义走向全盘西化，最终导致对苏共执政地位的自我否定，酿成亡党亡国的惨剧。

　　中国党内较早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是毛泽东。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作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当时毛泽东从落后的农业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肯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广泛的发展，对于实现工业化、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中国决不能走欧美式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劳资两利”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和毛泽东非常注重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积极争取同西方国家做生意。1956年10月，毛泽东曾利用会见法共总书记杜克洛的机会，希望法方“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此前他还批评说苏联搞封闭式建设的做法很蠢，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邓小平为进一步破除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方面的思想障碍，提出了如何学、应不应该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三条标准。他领导全党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改革之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大量外资、先进技术到国内来，开办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等；大胆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提出和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使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互补互助。对“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政治逆流，邓小平要求全党旗帜鲜明地顶住。他反复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认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必须严格防止和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腐朽的思想及生活方式；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严格防止搬用西方式的“民主”，决不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等。

　　五、在执政的力量保证上，中苏两党对军队领导的具体制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