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设良好的执政环境

　　从广义上说，党的执政环境既是党治国行为的背景，也是执政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要顺利实施和推进治党治国活动，必须实现与执政环境的良性互动，并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具体地说：

　　一是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完善政治体制环境。建国初，党对新中国的民主建政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建立健全各项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健全党在各机构中的组织设置，明确党的领导责任，理顺党政关系。在健全制度方面，党先后进行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在全国范围普选基础上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工作。在理顺党政关系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就指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作一个东西。党对政权的领导是通过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中设立党组来实现的。195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发布后，党政关系有两个重大转变，一是撤消了中央政府内的“党组干事会”，建立若干个“党组小组”；二是在中央、省、市各级党的组织中设立同政府工作对口的领导小组。1954年4月，为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撤消大区党政机关，实现了对地方更加全面、直接的领导和管控。

　　二是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建设有序发展的经济环境。为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重建经济新秩序，党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一场历时三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新解放区展开，为新中国工业化了开辟道路。 其次，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其转为能够为新政权提供经济资源的国营经济。1949年1月，《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规定了接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主人换成新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 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新政权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能够提供经济资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再次，对经济秩序进行整顿。一是打击投机资本，把物价逐步稳定下来；二是统一财经工作，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制度；三是合理调整工商业，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第四，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一五”计划。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改造和整合，逐步地消除旧的思想文化影响，确立新的思想文化。第一，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和封建宗法意识，清除各种反动思想残余。第二，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并组织和发动了全国性的学习宣传运动。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 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第三，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思想复杂，另一方面又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951年9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紧密相关的是建国初期几次大的思想批判运动，具体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思想的批判等。这些思想批判运动，对于纠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牢固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由于这些思想批判多以政治声讨的方式进行，将有些学术问题政治化，给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健康发展留下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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