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主义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我们党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十分熟悉。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当了10年总书记。在这段他称之为一生中最繁忙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1956年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某些有益的探索，但长期以来，我国在体制上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政治体制上权力过于集中，以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出现曲折，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损害。对此，邓小平深感痛心。

　　痛定思痛。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广州对广东省委负责人说：“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①2个多月后，他在成都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②农村政策上是这样，国家的体制、行政管理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1978年9月1，他在东北视察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 “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③

　　邓小平看到了旧体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强调要改革我们过去旧的管理体制，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他强调,这个改革并不是对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的革命性变革，是模式的转换。他向全党同志提出：“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从僵化、教条到破除陈规，邓小平针对以往与我们的国情不适应、不相符甚至完全相左的一些建设思路，提出了一条崭新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从这次全会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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