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对待毛泽东主席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功绩举世公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一刻也没有停步，一直在努力探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力、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怎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课题。他的成功与失误，他的光辉与瑕疵，大多与此相关。

　　如果说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些问题，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说他们没有思考并力图解决这些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主席不迷信苏联的理论与经验，他在指导思想上也不拒绝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从未主张要闭关锁国。至于说毛泽东蓄意要搞封建主义，那更是无稽之谈。

　　对于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的主要领导人如何估价，关系党的命运，任何时候都不应轻心掉之。近些年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党内民主的扩大，拉近了党的领导人与广大党员的距离，人们常常以审视的而不是盲从的眼光观察党和国家的举动，这是非常可喜的进步。打破禁区、思想活跃，拓宽了明辨是非、认识真理的途径；但是发现真理、检验真理不能凭主观的夸张，而要尊重实践的结论。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应当严肃地对待批评的权力，对党的历史和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不是个人的言论自由，而是对党和人民的历史责任，不允许轻率任意地褒贬，这是关系全党利益的大事。用什么样的评价概括毛泽东主席的功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谋远虑，没有留给后人去评说，及时地作出了符合实际、符合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历史决议。研究国史是历史的重任，国史的专家首先应当有历史的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要以总结经验教训、鉴往知来，以利于推进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出发点；以实事求是地判断历史是非，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提高党执政兴国能力为目的；以客观公道的态度评价历史和领袖人物过功。不应苛求前人，尤其要反对快意恩仇、罗织恶名、妄加不实之词的恶劣态度。

　　中国传统文明特点之一，是重视修史，特别崇尚以公认的伦理道德评价历史、臧否人物。有不少修史的人才不随波逐流，敢于仗义执言，甚至有以身殉道者。孔子作《春秋》，往往用一个字表示肯定或者否定，可以说极其严谨了，但他还是感到不安，他对弟子们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他是以诚惶诚恐态度对待治史的。老子送孔子，临别赠言：“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孔子对这番教诲心领神会。回到鲁国以后，他的思想更加发扬光大。辽代政治家耶律孟简有感于史学家的经验教训，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循情，则祸不测。”

　　楚令尹子革对楚灵王论史官的评价，他认为，光有好的文笔，不能称作良史，作良史的人，应当“记君之过，扬君之善。”

　　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唯物史观认识和评述历史，把伟大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恩格斯在讲到黑格尔划时代的功绩和他的局限时说：“他虽然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毛泽东同志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当然也受到同样的限制，要求他超越一切限制是不公道的。假设没有他的成功与失误在前，邓小平理论也难以诞生。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和建设史、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党中央早已作出表率，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和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都已作出郑重的结论。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就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党史国史的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研究国史必须讲党性，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和从大局出发。不实事求是就会陷入“好恶循情”的谬误：拥护者，过度赞扬、讳疾护短，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反对者，专攻其短、百端丑诋，必欲置之十恶不赦的境地，这是不能容忍的。

　　不从大局出发、以泄私愤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对列宁主义、叶利钦对苏联的态度讨论、述说党和国家的历史，其结果就是打倒共产党，毁掉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倒台和前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教训就在眼前。

　　前苏联与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不同命运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就，都同如何对待本党的历史、如何确定改革的方向有关。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认真体会这段话，有助于理解中、苏两党两国不同的历史命运，同时应当深思我们怎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党和国家，是自伐自毁还是自立自强？

　　二、研究国史、总结经验，既要正确地了解国情，又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