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使事物从无到有、由低到高、由弱到强、由旧到新，深刻蕴涵历史发展辩证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源泉与动力。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将创造作为党的历史发展的一大关键因素和核心要义，深刻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一切创造的鲜明主题，以及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伟大创造的历史进程与成就、经验与意义。党百年奋斗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厚历史底蕴、坚实发展基础和重要推动力量。

　　一、伟大创造的鲜明主题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矢志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党向人民和历史做出庄严承诺，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7月1日，是党史和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大而庄严的日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这是党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做出的又一新的伟大创造，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一系列伟大创造的实践集成。

　　回溯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由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的最伟大的梦想。为此，中国人民曾在近代接续进行了各种复兴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发生开天辟地的深刻改变，中华民族从此由沉沦危亡到乾坤扭转、由奋力崛起到繁荣富强。“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0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无畏、艰辛探索、顽强奋斗，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砥砺奋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和人间奇迹，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并日益展现出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道路决定前途和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开辟了符合中国实际、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七一”重要讲话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奋斗目标，把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道路的探索和确立，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沿着正确道路而创造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回顾和总结正确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又走向哪里，历史地记述和凝练了党接续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深刻阐明这些伟大创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开启新纪元；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道路的开辟和不断拓展，深刻蕴涵着理论与制度的创新和创造、文明的进步和创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提供日益坚实的基础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开辟的道路，是承前启后、接续纵深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的，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无不显现出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二、伟大创造的根基与灵魂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不断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这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伟大创造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贯穿于伟大创造之中的思想指导和活的灵魂。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彻底解决了如何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一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党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光荣诞生，并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和胜利之本。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七一”重要讲话高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论，阐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指出新的征程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人民主体论和实践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的历史就是党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是党进行伟大创造的历史和实践根基，人民英雄史观是正确党史观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光辉旗帜上。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指导实践。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传播到中国。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在酝酿中发育、在斗争中生成。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和历史性课题。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党进行伟大创造的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伟力。“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创造性地开辟了“一化三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深刻洞察时代潮流，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三、伟大创造的精神源泉与实践启示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100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既来源于巨大的物质力量、又须臾离不开深厚的精神力量，且精神力量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是会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在新的征程上继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必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党在创建中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大力推动伟大建党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七一”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并科学阐释伟大建党精神，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强调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贯彻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七一”重要讲话将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展现于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创造的重要论述之中，彰显了伟大创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鲜明内涵与时代特征。100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中，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在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中，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创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在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活水，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真实写照和精神血脉，也是党的创造力、创造精神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之所在。

　　伟大创造深刻蕴涵并贯彻着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广泛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中探索和选择中国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这也就决定了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必然性，并赋予其中国特色与内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富有中国特色，是党进行伟大创造的鲜明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引航道路，道路创造文明。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将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由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而且充分地展示出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历史和实践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新的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