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风险挑战既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及执政党的治理能力，也检验其国家制度的力量和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展现了“中国之治”的实践威力和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党的领导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和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当前，疫情还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虽然中国抗疫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还面临不少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这次疫情发生，也促进我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来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理解，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加强对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为“中国之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制度保障。

　　一是深入研究“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一重大课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相比，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同时在指导思想、价值理念、治理途径、制度安排以及治理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区别。曾经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无论如何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不能摆脱党派纷争与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平公正、安定和谐和长治久安。这次疫情发生，就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一些弊端顽症。实践证明，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觉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是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创新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制度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把我国制度建设进程划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从国家治理意义上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体现坚持战略部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对实现“后半程”的历史任务作出全面规划和战略部署，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创造性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具有全局性、开创性、里程碑标志的重大意义。当前，全面深入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和制度优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是深入研究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和新鲜经验。其中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显著特征，就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实现了发展、改革、治理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一方面，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另一方面，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侧重于发展与改革，以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突破性、动态性特点鲜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侧重于发展与治理，突出制度建设，秩序性、稳定性特点鲜明。而在发展目标的制定中，从以往主要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维度，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治理并重。所以说，在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实现了发展、改革和治理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也相应实现了发展方式、改革路径与治理举措的高度统一，必然产生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需要我们深入加以研究和总结。

　　三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比较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更加复杂、更加激烈，“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在世界大变局中，“东升西降”趋势明显，我国成为推动这一趋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主要力量。同时，我国既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有的西方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在战略上围堵、在规则上钳制、在发展上迟滞、在形象上丑化。其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今天，两种制度竞争加剧，而且这种制度竞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绝不自失主张、自乱阵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也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创新着人类制度文明。在西方国家社会治理明显呈现制度局限、制度困境、制度衰败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成效和制度建设成效越来越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在这次全球疫情防控中，中国为世界赢得了宝贵时间，积累了有益经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得到了世界范围内更广泛、更深切的认同。所以，我们要全面深入研究当前两种制度、两种治理竞争对比的新态势新特点，全面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能力和丰富智慧，把具体经验上升到理论和规律，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来源：《经济日报》202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