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一切仁人志士自从170多年前鸦片战争后就怀揣的梦想，如果说它过去还只是动员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句口号，那么，经过新中国70年的建设，现在已然“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1］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习近平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时说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新中国的70年，正是新中国的几代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走的新长征路。这一新长征的历史是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坚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又处在世界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的阶段，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当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后，接着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究竟怎么搞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最初完全没有经验，只能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过，这种学习从一开始也是注意结合中国实际的。比如，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等政策，都与当年苏联的做法有所不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我们取得一定经验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便以苏联教训为戒鉴，开始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索初期围绕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使经济发展以较少投入而取得较快速度、使党在执政条件下不脱离群众，并就此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例如，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统筹兼顾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三者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要大中小并举，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造成生动活泼政治局面，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3］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放手发动群众对各项事业的重要意义，提倡“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经验[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1960年3月，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一源于鞍钢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374页。]，树立大庆、大寨、雷锋、焦裕禄等先进典型，塑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等等；同时，为保证党员尤其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不蜕化变质、以权谋私、当官做老爷，接连开展了“三反”、“四清”等各种形式的整党整风运动。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党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偏差和重大失误，如发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试图走出一条靠搞群众运动和“抓革命”来促生产的路子，反而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科学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还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为了防止只抓经济和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为使党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考验，强调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规定担任公职的党员领导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5］，连续进行了多次各种主题的党内学习教育活动。在探索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足，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某些领域消极腐败、道德失范问题突出，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等等。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都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并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更加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并统筹和协调推进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无论发展还是改革都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经济体制改革要给人民群众更多的获得感；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对错误言论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全面从严治党，把政治建设摆在党建首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正是这些治国理政新理念的贯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至今的6年多时间里，为保证党不脱离群众，在全党和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又分别进行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目前还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尽管过去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但毕竟开启了如何使改革开放更能体现党的初心、更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探索进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

　　全力以赴建设工业化、现代化国家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先进分子面对屡遭列强侵略的局面，逐渐认识到要想不受人欺负，必须实现工业化，于是办“洋务”，办实业，但搞了近半个世纪，不仅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使国家在危机中越陷越深。中国共产党也主张工业化，但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要实现工业化，必须首先搬掉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只拦路虎，并为此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当时不具备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决定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积累资金和物资，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并相应实行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但朝鲜战争的爆发，突显了发展国防工业的紧迫性；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使迅速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于是，党中央改变原有设想，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用3~5个五年计划实现国家工业化，并相应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实行能把有限资金、物资、人才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采取统购统销政策，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的“156项”为中心的工业基本建设和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解决钢铁工业和粮食生产基础薄弱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当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即将完成时，党中央又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先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8］“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济建设虽然受到干扰和破坏，但并没有停止，相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还进行了奠定西南工业基础的“三线”建设，从西方进口了冶金、化工、电力、煤炭工业等先进设备。经过改革开放前29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终于能生产许多过去生产不了的机电产品，研制出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有的“两弹一星”，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那些年的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于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主要工业品产量和交通设施等方面，也大大缩小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且为后来的南水北调、青藏铁路、航天和信息工业等世纪工程做了前期准备；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而且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近1倍。

　　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两步走”战略发展成为“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使人民生活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9］后来，鉴于20世纪末“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10］，党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中叶前再分两步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经济体制改革，先在计划体制内不断加大市场调节成分，在计划中逐步减少指令性、增加指导性，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先由鼓励个体、私营经济作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逐渐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由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过渡到撤社建乡和实行耕地所有权、承包权分置，最终实行集体统一和家庭分散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国有企业实行经营管理责任制，逐步过渡到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农副产品和轻工业日用品生产的改善，城市逐渐取消了对粮食、布匹等商品供应的限量，农村逐渐放开了对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限制。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管理、技术、资本参与分配，逐渐建立了证券、劳务、技术、信息、房地产等要素市场。在此期间，我国先后开辟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了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走出去”等战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以及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逐步推进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了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的转变，从而既使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使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界第10位攀升到第2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跃居世界前列，并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1］，也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变化，开拓进取，迎难而上，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成就。鉴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即将实现，党的十九大又提出新的“两步走”战略，即从2020年开始，用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从2035年起，再用15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提出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为主向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转变；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守住耕地红线；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对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着重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为了“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7］，“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12］；“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p.214）。2013~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虽然比过去33年有所降低，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基数越来越大，一年的增加值比20年前全年总量都多，仅工业增加值就由20多万亿元增加到30多万亿元［1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更是由百分之十几提高到30%左右［14］；而且，即使在增长速度上，也比同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高很多。在此期间，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空间实验室“天宫”、深海潜水器“蛟龙”、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和干线民用客机C919等相继问世；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15］；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每百户家庭私家车拥有量由近17辆增加到33辆，出境旅游人数由9800万人次增加到1.6亿人次［16］。

　　如果把新中国70年的建设比喻成建造一座摩天大厦，改革开放前就像在给这座大厦打地基，变化虽不容易让人看出来，但大厦建得高、建得快，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好、打得牢。现在，这座大厦已经高耸入云，并且还在不断加高。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一点一滴攒起来，也是在不断抗击各种恶劣环境下用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有力证明，是任何外部势力的封锁、禁运、制裁都破坏不了的。

　　坚定不移维护自身权益和争取世界和平

　　近代中国在外部不断遭受列强的欺凌、掠夺，在内部则是战乱不已、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极需外部和平和内部统一。这一实际决定了新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必然选择站在世界进步与和平力量一边，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安全。正因为如此，加之它有庞大的体量，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从外部施加政治、军事、经济的压力，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的渗透，并在它的内部制造分裂、煽动不满、培植反对势力，妄图遏制其发展、改变其颜色、颠覆其政权，将其重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其最终变为附庸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宣布：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7］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加入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美国趁朝鲜战争之机派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纠合16个国家组成所谓“联合国军”侵入朝鲜，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顾新中国仍处于恢复时期、中美在经济和军事装备上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毅然决定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后，我国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1955年8月开始，新中国还就取消禁运、允许留学生和侨民自由回国等问题与美国举行大使级会谈。［18］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党中央决定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大规模炮击。苏联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炮击金门十分不满，加之提出在中国领土、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被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坚决拒绝，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又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使中苏两党产生了严重分歧。接着，苏方又单方面召回在华专家、撕毁援助合同、废除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当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并把战火烧到越南北方时，我国立即派出大批防空、工程部队赴越，进行抗美援越斗争。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利用大陆遇到的暂时经济困难准备“反攻大陆”，苏联也在中苏边境调兵遣将并不断挑起事端。这一严峻形势促使毛泽东做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19］的判断，并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表示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解放运动要相互支持，指示国防和经济部门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备战备荒为人民”，加大对大小“三线”和其他战备工程的投资，为我国反侵略战争和防备可能遭受的核打击赢得了时间和主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急于从越南战争脱身，频频向中国示好，而苏联却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1971年，我国主要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我国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实现了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华，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此后，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是第三世界一员，永远不称霸。［20］这一切都对改善中国安全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毛泽东还最早注意到美国政治家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改用和平演变的战略，要求全党提高警惕。［21］历史已经证明，他的提醒对于防止党和国家领导人蜕化变质，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为争取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全，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始就决定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抓紧进军西藏，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并允许其在一段时间内保留原有政治制度。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中央仍承诺其“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22］但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外部势力发动武装叛乱，被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加速了西藏民主改革进程，使政教合一制度得以废除，百万农奴获得完全解放。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西藏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3］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于1958年通过特殊渠道带话给蒋氏父子，表示只要台湾肯回归祖国，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均可保持现状，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24］为后来的“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最初蓝本。

　　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维护自身权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方针及成就，为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后，根据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面临如何发展的难题，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某种程度上形成均势、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国际形势新特点，邓小平认为当今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和平和发展，世界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要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自身发展。随后，我国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较大调整，强调革命不能输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全方位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同时，仍然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新时期基本的外交政策。针对1989年我国发生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所谓“制裁”，邓小平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25］并重申毛泽东关于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警示。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格局趋于瓦解时，他又提出对国际形势变化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26］的方针，使我国平稳度过了世界大变动、大动荡的历史关口。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特点，顺应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并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27］的外交总体布局，建立了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解决了双方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先后与有关国家一起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建立了中非定期协商机制和合作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加入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20国集团（G20），为自身发展争取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人类进步与和平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此时期，当越南驱赶华侨并在中越边境制造流血事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斯拉夫轰炸我驻南使馆、美国战机在我南海空域与我战机相撞、日本政府宣布购买我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时，我国政府均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并将其运用到解决港澳回归祖国的问题上。1997年和1999年，中国政府分别收回了香港、澳门的主权。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28］，并于2008年实现了两岸“三通”。同时，为打击台湾当局制造“两国论”的阴谋和“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于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春，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4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前后有关时代问题的认识，一方面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另一方面，着重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强调“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9］，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要求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30］在对时代性质、特征的这一总体判断下，党中央为维护我国正当权益和加强国防建设，设置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强了东海钓鱼岛海域巡航，进行了南海岛礁基础设施建设并部署防御性力量，建立了部队在海外的后勤保障基地，深化了军队改革，并强调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突出战斗力标准，严正声明任何人不要幻想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与此同时，鲜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积极参与和推动已有国际对话和合作平台的基础上，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交往中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提倡合作共赢，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声明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会称霸，从而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使中国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从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在新时代，党中央根据国家安全局势的新变化，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概念由过去局限于政治、国防、治安方面，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以及海外利益等领域。与此同时，对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做了更为全面、明确的解读，强调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台湾的和平统一，但为防止外部势力干涉、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坚持“一国”，“两制”才能并存。习近平指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7］“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31］，要“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7］。针对内地前些年“三股势力”造成无辜群众罹难的情况，近几年来有关地区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等措施，铲除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一代又一代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代又一代地努力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一代又一代地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定支持和推动人类进步与和平事业，构成了新中国发展史的三条主线。它们就像交响乐的三个主题，交汇演奏出一首又一首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乐曲。每一代人的奋斗中或多或少都留有遗憾，但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2］。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斗。前面道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民族，也最有反侵略反封锁反制裁的资格和经验。只要我们不忘记走过的过去，不忘记为什么出发，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到21世纪中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一定会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参引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9页。

　　［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5］《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439页。

　　［9］《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页。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1］《“四个没有变”——中国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人民日报》2015年12月4日。

　　［12］《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13］刘坤：《我国成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光明日报》2019年9月21日。

　　［14］国纪平：《中国有足够信心底气战胜任何困难挑战》，《人民日报》2019年8月13日。

　　［15］《中国减贫之路“优质高效”——国际人士积极评价中国脱贫攻坚成就》，《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

　　［16］《中国统计摘要（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2019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9月1日。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18］《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开始举行 双方在共同协商后对会谈议程取得了协议》，《人民日报》1955年8月3日。

　　［19］《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74.7~12）》，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页。

　　［2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

　　［2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8页。

　　［22］《奋勇前进 团结进步 更加发展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副主任委员张国华的讲话》，《人民日报》1958年4月23日。

　　［23］《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人民日报》2009年8月14日。

　　［24］《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80~881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2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27］《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8页。

　　［28］《两岸公证书使用商谈有重要进展 明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具体问题将继续商谈》，《人民日报》1992年11月21日。

　　［2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3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31］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17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

　　［3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页。

　　［作者简介］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10073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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