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一直致力于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积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及可持续发展。这些优势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有助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叠加效应。资料图片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也是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逐步参与全球治理，促进了全球和地区的战略稳定，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

　　拓宽合作的开放性与世界性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中心—边缘”格局基础上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始终被西方国家所掌控。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开始真正进入了世界联系和交往的时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不过，地理大发现还不足以开启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力量驱使着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以资本为手段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心区”与“边缘区”，以及“中心区”内部的尖锐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客观上需要对世界体系进行经济治理。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广大发展中国家囿于自身国力不强、政策协调度不高，被排挤在全球治理的边缘地带，多次呼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无济于事，还时常处于被指责摆布的“被治理者”地位。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积极推动世界银行、IMF以及OECD等国际组织以“华盛顿共识”为提供援助的前提，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经济社会发生危机而陷入长期混乱和停滞。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70%，就GDP而言，昔日的“边缘区”已与“中心区”平分秋色，“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递到东方”。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这种新变化，新兴经济体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旧体制的局限。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各国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不平衡加剧。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被金融危机所激化，导致极端民族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民粹主义、贸易霸凌主义、孤立主义交织叠加，“治理赤字”迅速膨胀，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缺陷日渐突出，急需找到新的治理路径。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处于加速变革的关键期。“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创造性实践，着眼于破除“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结构和传统全球治理中的“金字塔垂直等级”，开展合作的层次更丰富、领域更宽广，具有空前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合作机制更讲求效率和执行力，为最大限度释放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解决“治理赤字”提供了新的方案。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连接欧亚拉非市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自古以来，澳门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枢纽城市，也是欧亚海路开通后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在4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澳门同时受到东西方文明的洗礼，先后诞生了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第一所西式医院、第一份外文报纸……逐步成为一个国际城市。澳门回归20年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治体制稳健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财政充裕、社会民生保障有力，已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城市。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如今在“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澳门既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又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文化优势，可以把欧洲、东亚经济圈和拉美、非洲市场连接起来。

　　完善经济治理机制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找准和强化功能定位是澳门发挥作用的关键。澳门的法律、商业运作模式得到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认同，资金和货物可自由进出并实行低税率政策吸引外来投资，澳门与葡语国家进行商业文化活动非常顺畅。通过完善融资保障机制、经贸合作机制、人文交流机制，澳门可以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探索破解“治理赤字”和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新模式。

　　第一，完善融资保障机制，强化澳门作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平台的功能定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金融风险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的诸多风险之一。“一带一路”倡议特别重视国际金融合作、防范金融风险，多数沿线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基础建设落后、资金缺口巨大等问题，急需更为稳定可靠的融资保障机制。近年来，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创造适合金融产业发展的土壤，澳门本地银行筹建的国际性银团的数量及融资金额不断增加，金融服务的国际化、专业化程度和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尤其在人民币清算业务上取得了快速发展。今后，澳门可以发展融资租赁和财富管理等特色金融业务，为沿线国家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并购提供投融资服务，建设“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平台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市场。澳门可以发挥联系内地与欧盟、东盟等地区和葡语国家的资源优势，以适当方式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中非发展基金等开展合作，开展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业务，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的作用，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合作。

　　第二，完善经贸合作机制，强化澳门作为“一带一路”贸易物流中心的功能定位。澳门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其成为连接中国和葡语国家合作交流的枢纽城市。由中国中央政府发起、澳门特区政府承办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澳门是贸易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对于内地企业“走出去”，澳门可以扮演独特的角色。今后，澳门可以利用区位优势和自由港地位，通过搭建中国内地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同澳门之间的经贸服务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经贸规则制定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和贸易物流中心，有助于澳门企业联合内地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拓展海外投资项目，共同开拓“一带一路”建设市场，为促进内地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产能合作提供专业化服务。澳门会展业享有国际声誉，争取使澳门成为APEC的正式成员，既可以获得举办APEC会议带来的商机，也可以引进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知识。发挥澳门与葡语国家的传统联系优势，充分发挥“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的作用，在澳门举办高层次的“一带一路”建设主题论坛和国际性展览，以及澳门各界参与内地“一带一路”建设主题论坛和国际性展览。

　　第三，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强化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功能定位。澳门是一座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融合生长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岭南文化和南欧文化所交融衍生的“澳门历史城区”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澳门，智库、商贸社团、氏宗亲会、同乡会、侨联会等社团数以千计，不同族群、宗教、文化的人们可以长期和谐相处，这种开放包容、共生共存的文化特质和独特范式，来源于中华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可以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交汇模式，也充分体现出澳门具备发展旅游业的资源优势。

　　今后，澳门以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为发展方向，顺应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趋势，通过多元化的文化旅游与沿线国家的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深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文交流。侨眷是促进民心相通合作的桥梁，澳门继续发挥归侨侨眷众多特别是在东南亚等地的人脉及商业网络优势，发挥精准联系功能，协助内地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也扩大澳门的旅游经济规模。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通过设立奖学金等优惠政策，注重培养外国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感性认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和为贵”“重义轻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仁善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等中华优秀文化。打造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为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提供所需人才。海洋经济是澳门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将海洋与旅游相结合，挖掘世界遗址城区、葡韵风情、节庆习俗等旅游内涵，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发“一程多站”旅游产品，打造具有丝路特色的国际品牌旅游。

　　新时代的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贡献不断扩大，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将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新时代的澳门，通过完善融资保障机制、经贸合作机制、人文交流机制，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发挥独特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一国两制”理论与澳门成功实践研究》（19BKS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一国两制”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