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非虚构文学第一人，中国战争题材第一作家。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911》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序言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人类1000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公布了从公元一〇〇〇年至公元二〇〇〇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科学领域的学者共同认为，在已经过去的整整一千年间，这一百件重要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事件包括：一〇八八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诞生——人类的真知有了得以“世代相传的智慧之地”。一五八二年，罗马教会颁布了历法——从此日历“见证着组成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类第一次全社会的革命将平等的法律制度传向了全世界。一八〇四年，海地获得自由——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一八三〇年，第一列火车从英国的利物浦开出——人类只能通过脚力推进陆地运输的时代结束了。一八九六年，法国人顾拜旦开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它使人类实现了“把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的梦想。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发表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论文——人类的思维第一次“深入到了宇宙的两个基本构成：物质和能量的内在联系”中。一九五三年，ＤＮＡ链的奥秘被解开——它是人类得以“弄清我们是怎样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九六九年，“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全世界得以开始探索星球之谜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唯一的人类吗？尽管人类登上月球与人类进化过程相比，仅仅相当于生命从海洋刚刚来到陆地……
这些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以告诉今天的人类，世界“是如何变当时的沧海为今日的桑田”的。历史淘汰了千百万匆匆过客，留下的是那些能够书写并见证人类已往生存面貌的人与事，是那些能够启发和塑造人类未来生存理想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无不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足以说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震撼人心。
从中国历史来讲，上溯至公元一〇〇〇年，为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从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在公元一〇〇〇年至公元二〇〇〇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是具有巨大影响的。
第一个事件：一一〇〇年，火药武器的发明。
早在公元十世纪初的唐朝末年，中国人就开始将火药用于军事。至宋代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一〇四四年，北宋官书《武经总要》第一次记载了火炮、蒺藜火毬和毒药烟毬三种火器的火药配方。一一三二年，即宋高宗绍兴二年，宋军在和入侵中原的金军的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靠火药燃烧喷火杀伤对方的火枪。由中国人发明并首先使用的火药武器，使人类战争从此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剧烈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形态——“以常备军队为后盾的中央集权国家取代了封建分封制。火枪使殖民者对于土著人有了更大的优势。但是，这种武器的广泛传播最终使大家又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从而使一个充满着革命、世界大战、游击战和恐怖主义爆炸的时代来临了”——整整一千年过去了，无论当代科技如何发展，只要子弹和炮弹还在世界上继续被使用，火药武器依旧是战争兵器的主角，并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或倒退。
第二个事件：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的帝国。
自公元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起，蒙古帝国凶悍的骑兵横扫中亚和欧洲腹地，铁戈所指，势如破竹。成吉思汗的军事占领使“蒙古帝国成为历史上拥有土地最多的国家”——“西至波斯和阿拉伯（今伊拉克），东南至朝鲜、缅甸和越南。几乎所有俄国的土地都在他们手中”。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狂风暴雨般地征服了波兰和匈牙利，一直打到了多瑙河岸边”。然而，对于历史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军事征服，而成吉思汗的西征“在客观上造成了东西方的交流”——欧洲人这才知道“亚洲人竟然用纸作钱币，一种被叫做煤的石头居然可以用作燃料”。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蒙古骑兵的铁蹄和尖矛打通了东西方文明的隔膜，促成了东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内文明成果的碰撞、交融、嫁接，由此产生出的奇异现象使人类生活陡然显得异彩纷呈，至今欧亚大陆上仍有众多的文明成果都与这次东西方真正的交融有关。
第三个事件：一九三四年，长征。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科学领域的学者，在评选一千年间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也绝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红色武装的军史角度来看待长征的。
但是，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回首长征，中国人应该能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求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
长征是什么？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并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烟罕至的湿地的面积几乎和法国的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四百场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踏上长征之路，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为近八千人。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近十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三万三千多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方面军两万一千多人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了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六月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全军一万五千多人。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踏上长征之路，经过了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
长征属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被世人追寻不已。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在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人何以要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行走在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路途上？在地球的另一端，曾经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金斯基于一九八一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中国工农红军在十万多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行为震惊了。布热金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生活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
一个叫Ｂ?瓜格里尼的意大利诗人这样写道：
黑夜沉沉，朦胧的黎明前时分，
遥望辽阔而古老的亚细亚莽原上，
一条觉醒的金光四射的巨龙在跃动、跃动，
这就是那条威力与希望化身的神龙！
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
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
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
飞出牢笼的鸟儿——丫环、童养媳，
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
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
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
世界上从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部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的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于是，当那面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突然觉得阳光原来如此温暖，天空原来如此晴朗，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
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中国工农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的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路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世界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部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信念，所以一切艰难险阻都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在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提升生命质量的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
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
经过了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人类1000年》对此评价道：“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农民推翻了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
长征永载人类史册。
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壮丽的史诗。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的，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上路，走过那千山万水，感受那风霜雨雪，认识中国工农红军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走在这支队伍中的伟大的红军士兵。
后记
《长征》出版迄今已十年。
十六年前的一个夏夜，妻子王瑛突然问我：“为什么长征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
我愣了一下。
王瑛随即把她刚读完的《人类1000年》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我翻看了这本书中对长征的评述，那是一种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认知。
那个夏夜，我们就世界何以这样评述中国的长征讨论甚久。
这个夜晚，就是我写作《长征》的开始。
我试图将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历史，从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还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原给我自己。
我用了六年的时间写作《长征》。
历史衍生的千山万水，生命承载的万水千山，无不令我动容。
《长征》出版后的十年间，常常有读者与我讨论长征历史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学意义上的史料与史实、军事学意义上的策略与战术、政治学意义上的信仰与革命、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与进步。这些读者社会身份各异，在冗繁纷杂的当代生活中，也许他们对人生的体会五味杂陈，也许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思考的焦点却有惊人的相近之处，那就是即使相隔数十年，为什么当我们回顾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时会怦然心动?为什么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战斗员所付出的牺牲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审视自我的精神与意志?有读者告诉我，他们拿着《长征》去了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因为他们在阅读之后渴望立即动身，走向那一座座山、一条条河一一遵义北面的土城郁郁葱葱，遍地怒放的三角梅红得像鲜血染过，群山环抱中的小镇静谧而安然；狭窄湍急的乌江上游修建了水库，水流平缓许多的江面上架起了连接高速公路的桥梁；娄山关依然云雾缭绕，山上高耸入云的是中国移动的发射塔……甚至还有读者去了《长征》开篇写到的黔北甘溪小镇，去找当年桂军对红军发动突袭时利用过的那条暗水沟，当地的老人说暗水沟就在小镇街道的石板路下面……
而我在《长征》出版后，又去了湘江上游的道县，那里是长征途中最为残酷的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去道县是为祭拜一座坟茔，那里埋着一位没有头颅的红军师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负后卫任务，当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陷入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重围。拼死突围中，全师官兵大部分阵亡，师长因为负伤被俘。在湘军用担架抬着他押往长沙时，他在担架上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掏出肠子拧断了。湘军军阀何键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在他出生的那条小街前的城门上——红军师长陈树湘，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我又去了贵州遵义，驻足在被当地人称为“红菩萨”的小红军的墓前。四渡赤水时，红军小卫生员因为给穷苦百姓看病，没能跟上出发的大部队，被当地民团捉住后残忍杀害。百姓悄悄地埋葬了这位小红军。自此之后，当地百姓只要有灾病，都会来到这座坟前烧香跪拜，说小红军是上天送来的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今天，小红军的坟已迁至绿树成荫的烈士陵园内，墓前矗立着一座雕像：一顶红军帽下是一张稚气的脸，小红军的头微微垂着，望向怀里抱着的一个垂危的孩子。这座雕像已经被摸得闪闪发亮，当地百姓都说摸一摸能却病消灾。小红军是广西百色人，自幼跟随父亲学医，十二岁参加红军，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二营的卫生员，名叫龙思泉，牺牲那年刚满十八岁。
我又去了四川若尔盖大草地，想重温心中的另一座雕像。首先进入草地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队伍里有个十六．岁的红军小官传员。小宣传员背着背包和柴火，一直走在最前面，宣传鼓动的时候会讲故事还会唱歌。几天后，官兵们发现看不到他们喜欢的小宣传员了，原来他生了病。团长把自己的马给了他，可是他已经坐不住了，红军官兵只好把他绑在马背上。又过了几天，马背上的小宣传员突然说：“让政治委员等我一下，我有话要对他说。”走在前面的团政委跑回来，小宣传员断断续续地说：“政治委员，我在政治上是块钢铁，但是我的腿不管用了，我要掉队了，我舍不得红军，我看不到胜利了。”四团走出草地的前一天，红军小宣传员死在马背上。他是江西石城人，名叫郑金煜，死时刚满十七岁。
所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官兵，心里无不向往着没有苦难的生活，这种向往令他们不畏艰险、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尽管他们倒下的时候、鲜血流尽的时候，每个人都年轻得令我们心疼不已。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无不是在根据地遭到敌人毁灭性的“围剿”或是在军事指挥发生失误的情况下，被迫开始长征的。如何一次次地在绝境中突围、在巨创中重生，如何一次次地进行严峻的自我纠正、自我修复，长征考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意志，历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和军事智慧，并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形成高度的团结一致，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在各自经历了千难万险的长征后终于集结在一起。尽管总兵力损失将近四分之三，但是集结在一起的红军都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生命历练与意志洗礼的。红军的敌对者永远没有明白的是，他们要“剿灭”的并不是一群“匪”，而是伫立在人间的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一种理想，世界历史上迄今还没有用杀戮手段将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乃至一种社会理想彻底剿灭的先例。那么，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是一支不畏一切艰难险阻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历尽苦难和牺牲转战大半个中国，令之前从未见过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的百姓了解到他们的政治信仰与社会理想：反对剥削和压迫，建立公平和平等，而工农革命将给予劳苦大众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长征为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工农武装赢得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在紧接着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时，这种基础让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信任与拥护，并为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长征是黑暗天际间进裂出的一道照彻大地的光亮。
回首长征，我们始知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不屈的意志，什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英雄主义。
无疑，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不败皆源于此。
具备了这样的精神，中国革命才得以取得胜利。
具备了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才得以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
具备了这样的精神，中国就有希望争取到光明灿烂的未来。
长征永存人类史册。
值此《长征》修订版出版之际，我对书中个别的文字差错进行了改正，对行文也进行令其更加简洁的修订；同时，参考新近出版的将帅传记，为使史据更丰富，摘引了部分关于长征的战场回忆。
值此《长征》修订版出版之际，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在十年间为这本书付出了极有价值的劳作；感谢所有的读者，你们的支持与厚爱支撑着我的写作，并令我尽管万分辛苦依旧锲而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