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红色的丰碑，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处理党和红军重大问题的开端。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关系讲起。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以下简称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作出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中央机构人选、战略方针确定，到政策策略、战场指挥都要由共产国际批准。独立自主，首先是要独立，未获独立，谈何自主。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于被动状态。

　　长征开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外因上讲，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中断，中央机关和红军都在快速流动，又无其他有效方式取得联系。从内因上看，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几年艰苦曲折的奋斗，逐步成熟起来，能够独立自主处理党内和红军的重大问题。长征期间的实践也表明，中共中央成功解决了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难题，独立自主的原则从此开始确立起来。

　　1 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10月长征开始后，由于电台遭到损坏，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中央红军先后突破三道封锁线，当强渡湘江冲击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指挥失当，行动迟缓，红军损失惨重。如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出红军战略转移方向，急调重兵在沿途布阵，企图围歼北上的红军。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前进，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面对危急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建议放弃原计划，转兵向西到敌军薄弱的贵州开辟新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与会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仍坚持北上湘西。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挺进贵州北部，连克七座县城，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31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占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开创新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这时实际上已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三次重要会议的结果，中共中央首次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打乱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的企图，使中央红军从被动开始转向主动。

　　2 独立自主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由于中共中央正确选择了战略转移方向，红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党内和红军中许多同志对当时中央领导的军事指挥产生怀疑和不满，尤其是湘江战役的失利使不满情绪更加高涨。中央机关进入遵义，有了暂时稳定的环境，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也相继发言，集中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了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遵义会议否定了第三次“左”倾的领导，顺理成章地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5日，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的总责。长征中最紧迫的军事指挥机构也相应改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央领导人选，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将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3 独立自主实施作战指挥

　　长征过程中军情紧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军事指挥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中央领导经过改组，尤其是新“三人团”产生之后，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案，实施独立自主的指挥，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曾准备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西北部创建新根据地，但因四川军阀调集重兵拼死堵击，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这时，蒋介石部署数十万大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中央红军。面对这一严峻局面，红军从1月29日西渡赤水河，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四渡赤水。随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又出其不意向南疾驰，向敌军力量空虚的云南进发。红军挺进到昆明以北，虚晃一枪之后，主力迅速向西北方向转移，5月初渡过金沙江天险，继续向北前进。3万红军以神奇的战术，打破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绝地重生，转危为安，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

　　中央这一时期的军事作战指挥，是依据敌情我情的不断变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施的，与长征前期和初期教条式指挥形成鲜明对比，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也有力证明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4 独立自主选择长征落脚点

　　由于长征前准备工作仓促，加上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也曾几经调整改变。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时，最初的目标是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此意图被国民党发觉，重兵堵截，难以实现北上。红军转兵向西，准备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开辟新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当局调集几十万大军，企图在遵义地区围歼红军主力，在此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也不可能实现。随后，又曾准备在四川西北部、川滇黔边境等地区建立根据地，都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战略主动权而不得不放弃。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18日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形成决议。此时的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野心膨胀，以种种理由反对北上，主张南下。为避免冲突，中央率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先行北上，到达哈达铺时获悉陕甘红军与根据地仍存在，中央常委决定开赴陕甘革命根据地。陕北既是长征的落脚点，同时也是新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里出发，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回顾历史，独立自主的原则来之不易，是付出沉痛代价以至流血牺牲才取得的，成为长征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引发出深层次的思考。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和党内问题，已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而且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一以贯之，在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5 独立自主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谈不上发展创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这次重要会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强调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就把党在长征中的实践，提高到理论形态，运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对战略层面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经验而得出的哲理性结论，也是开创新局面的创造性理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坚持独立自主，离不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离不开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这一力量基础。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走什么路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作了有力的回答：“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丰富实践表明，正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着力于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

　　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作为红军的后代，我们应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自觉接过红军长征时期所形成的坚定信念、坚强意志和优良基因，继承和发扬党与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创新思维和独立自主品格，以非凡的智慧勇气和胆识魄力，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