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的一天，朱德总司令乘吉普车去太行山深处视察三三兵工厂。驰过滹沱河大桥，穿过洪子店镇大街，吉普车沿古月河而上。坐在车里的朱总司令透过车窗朝外望去，农民们正在紧张地收割谷穗。
突然，朱总司令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说：“停一下车！”司机将车停下后，朱总司令跳下车，径直往路旁的谷子地里走去。只见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正独自吃力地在地里收割谷子。朱总司令上前亲切地问道：“老人家，你家里的人呢？为啥一个人做活？”
老婆婆擦了把汗，看了看眼前这位说话和气的老同志，说：“孩子参加解放军上前线了……这点活不算啥，我还干得了。”
朱总司令听罢，二话没说，挽了挽袖子，向老婆婆要过镰刀，便“唰唰唰”地割了起来，几位随行的同志也紧跟着行动起来。不一会儿，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滚了下来，他解开衣扣，擦了擦汗，又继续干。直到把老婆婆这块地的谷子全部收割完捆好之后，朱总司令才继续赶往三三兵工厂。
1948年夏的一天，朱总司令从西柏坡出发去视察刚落成的水电站。来到离河坊村不远的河边，老总发现河里有两只鸭子在水草和芦苇丛中时隐时现。老总爱打猎，以为是野鸭子，就停下车，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枪，一甩手，“叭叭”两枪，两只鸭子应声毙命。警卫员乐呵呵地捡起鸭子正要上车，一个老大娘哭喊着跑了过来：“你们为什么打俺家的鸭子？”
老总见状，说声：“坏了，不是野鸭子！”忙从车上下来，向老大娘赔礼道歉：“老人家，实在对不起！我以为是野鸭子呢。我们赔你钱，赔你钱！”
警卫员问：“你要多少钱？”
“一只20块，两只40块！”老大娘不庸置辩。
朱老总马上付钱，并把鸭子也留给了她。
下午，当朱总司令的车返回路过河坊村时，司机看到那个老大娘，一只手提着鸭子，一只手举着钱在路上拦车。
“他们说你是朱总司令，我老太婆有眼不识泰山，两只鸭子算什么，不该让你赔钱呀！”说着老大娘把鸭子和钱往车上塞。
总司令赶紧跳下车说：“损坏老百姓的东西就得赔，这是我们的纪律，一定得赔。”好说歹说，老总就是不肯收下鸭子，老大娘就不让开车。总司令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就说：“好，好，我们收下。”
车一开动，总司令打开车门把鸭子和钱又扔了下来，并说：“老人家，我们有纪律，一定得赔！”
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部分单位有关负责人，共七千余人在北京参加会议。大家讲得比较多的：一是浮夸风问题，二是特殊化问题。在小型会议上朱总司令的即席发言，引起了与会者不断的感叹与自责。关于浮夸风，他说：“大家争着放‘高产卫星’一亩地只有三、四百斤或五、六百斤的粮食产量，一下吹到一千多斤，甚至几千斤，连《人民日报》都登出来了，哪个不信！好，你一个县粮食多到无处存放的地步，不缴足农业税行吗？结果大量占用农民口粮，弄得许多人没有饭吃，有的村庄连树皮草根都吃了。听说还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实在瞒不下去了，又要求上面紧急调粮救济。同志，这种做法不坚决改正，是要祸国殃民的啊！”
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每天量三次血压，每天化验大、小便，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他越说越气愤：“像这样省一级的干部，特殊化到了如此程度，就他们的命值钱……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是人民头上的老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老爷。”
（文涛辑）
（相关资料详见《朱德人生纪实》和《文史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