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南方游击区部分负责人合影于南昌新四军军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项英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事分会主席、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一起，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保持了南方游击区的革命支点和革命的骨干力量。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项英、陈毅等能够坚持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关键是由于他们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项英说：“我们深知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群众是我们游击战争的基础，只有巩固和加强这一基础，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能与敌人继续斗争。因此，我们把群众工作看成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以最大的力量去进行这一工作。”（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解放》第一卷第27期，1937年）陈毅也强调：“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之不可消灭性，也从事实上证明了！”（陈毅：《论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项英、陈毅依靠群众工作、坚持游击战争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有以下几点：
　　依靠和发动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对于这一点，游击队指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有的同志认为，坚持游击战争，主要靠发展和加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对地方工作不太重视。对此，项英、陈毅耐心地做思想工作。项英明确指出，放弃地方工作去加强游击队“是极不对的”，“放弃地方工作，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陈毅编写的游击战争歌诀中，更是把“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放在首要位置。游击战争中，红军不可能大部队行动，不便长期地直接做群众工作；由于敌人的进攻，游击队只能在行动中宣传党的主张和扩大红军的影响，用打土豪消灭反动派来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同情，大量具体的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地方党组织。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项英强调，我们群众运动的主要方针，“是建立在为争取和拥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来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的利益当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一方面坚决反对离开群众切身利益的单纯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妨碍群众利益以及不顾群众利益的行动。”陈毅明确要求游击队，“经常去老百姓家里，几里外的村庄也要去，和老百姓谈谈”，“吸收和总结经验”，“不能光躲在山洞里不管事情”（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页）。他特别强调：“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是来源如此。”（陈昊苏：《父亲教我为人民》，转引自《领导中国——120人讲述90年的故事》，学习出版社2011年版）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在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一起打土豪，将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在赤白交界区，组织人民群众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保护群众的利益。他们帮助老百姓修建被敌人烧毀的房屋，想方设法援救被抓群众，并发动群众互助互济。群众从切身利益感到，红军游击队是“处处关切他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知道红军游击队的胜利和失败，“就是他们的利益的保持和失掉”，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就是对于他们利益最有力的保证”。这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得以坚持的根本原因。

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项英、陈毅等十分注意党的政策，打土豪时，严格将土豪和富农、中农以及商人区别开来，防止引起群众思想混乱，将富农、中农、商人推到敌人一边，从而脱离群众，孤立自己。项英指出，对于打土豪，必须绝对执行党的政策，“在长期游击区周围，很多真正土豪，不是打了就是逃到城里住，这样使打土豪筹款不得不打富农以至打到中农商人身上，如继续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首先反对这样打土豪，宁可自己受困难，另由其他方面去打土豪，严厉禁止这样破坏我们的政策，对于富农捐款也禁止，在我们游击区，得到富农的中立，对于我们反对敌人的进剿是有帮助的，不致使富农坚持反动帮助敌人来进攻我们”。同时对待落后群众，必须通过思想工作来努力争取。“把落后分子当成反革命分子一样看待，必然遭到打击和失败，敌人正希望我们这样做”（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陈毅提出，除了做好群众工作以外，还要按照党的政策做好保甲长的工作，在游击区或赤白交界地区建立两面政权。正因为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及时纠正 “左”的错误，使人民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始终保持密切良好的关系。

　　加强群众对敌斗争教育。项英、陈毅认为，人民群众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缺乏组织和斗争经验，只有加强对敌斗争教育，才能帮助群众积累斗争经验，使群众组织发展巩固起来。要向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手段，向他们传授斗争经验。例如，怎样侦察敌情，如何做标记表示有无敌人，如何传达消息，如何安置游击队伤员等。群众识别了真伪，懂得了对敌斗争的方法，就能在实际斗争中切实地帮助红军游击队。值得一提的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和项英几次脱险，都是由于得到了群众的帮助。

　　由于红军游击队坚决依靠人民群众，深入做群众工作，所以深得人民群众的敬仰和支持。不管敌人怎样实行经济封锁，也割不断人民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血肉联系。1935年冬，敌人封山封坑，移民并村。群众便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将粮食、油盐、报纸、纸烟等带进山。后来敌人发觉了，对上山的群众严加搜查。大家又想出新的办法，将挑柴的竹子打通，装上米、盐等丢在山上，重砍一根竹子挑柴下山。项英曾动情地说：“要不是有人民的支援，我们早就饿死了。”（斯诺：《新四军的成立》，《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也感慨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