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自己的60年。在这60年中，如果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点，前后两个时期刚好大体各占30年时间。如何认识这两个30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对新中国60年的整体评价，而且取决于和影响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答这个问题，要从提出这一命题的中共中央的有关论述中寻找答案，也要从新中国探索符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寻找答案；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后30年的历史，也要看这条道路开辟前30年的历史。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曾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过一个定义。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只要遵循这个定义的原则，同时把新中国迄今为止60年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我们就会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虽然存在很大差别，但并没有彼此割裂，更没有相互对立，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必要准备，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完善和发展，两个阶段共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一、前30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现实可能

　　无须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的。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1949年前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是1949年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并不是旧中国留下的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是新中国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宏伟基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②]

　  首先，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中国从此结束了蒙受屈辱、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国通过连续四个半五年计划的建设，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定程度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并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发展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工业，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49年我国人民经过28年革命斗争，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为112.4亿元。至1978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6440亿元，是那时的57.3倍。1949年至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2%，即使按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有统计学家计算，年均也达7.32%，不仅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其中，钢、煤、石油、水泥、发电量、机床的产量，分别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和电子、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更是从无到有；粮食、棉花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7倍和3.9倍;粮食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37斤，增长1.45倍。高校毕业生累计超过旧中国36年总数的14倍，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是新中国初期同类人员总数的13.2倍。《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③]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们起初站到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的行径，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进行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后来，面对新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现了中美和解，推动了我国同日本和西欧许多国家关系的改善，开展了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工作，并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邓小平讲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④]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有利国际条件，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们进行了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既包括关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也包括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方针。例如，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在文化方面实行“双百”方针，要坚持“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要防止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等等。这些正确方针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并且被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所继承所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发挥着指导作用。另外，我们党还继承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扬弃其中“左”的弊病，并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连续不断地进行党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对于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在长期执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经受各种风浪考验，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保证作用。在新中国头30年探索中，我们也有很多不成功乃至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莫过于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邓小平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⑤]可见，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