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光辉历程，先后召开了19次全国代表大会，每次党代会的召开都是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并在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头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承载着举旗定向、继往开来、总揽全局的重大使命，具无可比拟的地位与作用。如果将中共发展史比作一条充满鲜花和荆棘的大路，那么党代会就是这条大路上不可或缺的基石与坐标，“特别是每一次成功的大会，都标志着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迈出的重大步伐，成为党在不同时期胜利前进的里程碑”。当前，学术界已从各种层面和角度对党代会的形式、制度、历史作用等作了深入研究，而爬梳党代会的周期变动、解读党代会的大会主题则是探究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由彷徨走向自信、由挫折走向成功的绝佳视域与观察角度。

　　一、周期上的规范化：由“年会制”到“五年制”

　　（一）中共一大到六大的年会期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开创了党代会年会制度。1847年，马克思在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时明确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时也规定了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即使是总委员会也无权将大会推迟，以保证大会的连续性。由马克思指导的德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其组织章程中同样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上讨论和决定同党有关的一切问题。”恩格斯对于党代会的召开也曾强调：“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使为了遵守党章，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

　　列宁同样坚持和实行了党代会的年会制。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明确规定：“代表大会由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每年一次。”以后的历次党章修改都坚持了这一条。尤其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虽然期间内忧外患，但列宁仍然严格执行了党代会年会制。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之所以坚持和遵守党代会年会制，就是要树立和明确党代会的权威性、唯一性和排他性，使党的政治生活保持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可以说，重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坚持按章按时召开党代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建党理论中的基本内容，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严格遵照了这一原则，并基本上坚持了党代会年会制。从中共二大到中共六大，历次党章修订都明确规定党代会每年举行一次，如“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二大）；“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三大）；“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各代表表决权以其所代表人数计算”（四大）；“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五大）；“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六大）。

　　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这条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贯彻，即党代会基本上按期召开，两次大会之间间隔时间平均为一年左右（14个月），如中共一、二、三大间隔时距均为1年，三大到四大为1.5年,四大到五大为2.5年，五大到六大为1年。之所以需要并能够实行年会制，一方面，是因为此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面临着诸多重大且急迫的问题需要党代会进行商讨、决策，并制定出相应的制度与政策；另一方面，与建党初期党代会代表选举制度尚不健全，党代表多由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兼代或中央直接点名决定，而且召集和参会等组织流程相对简单有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年会制的按期按时举行。

　　（二）中共七大到十一大的“不定”期

　　中共“六大”以后，由于中国革命形势严峻和诸多政治因素，党代会无法正常举行，以至于中共六大到七大相隔时间多达17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紧张残酷的战争，使得在召集会议的时间和人数上多次得不到保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召开中共七大，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接连发动“围剿”，致使中共七大无法按期举行。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于1939年6—7月间两次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通知》，但最后都因战事而搁置。另一方面，则是党在全国大会之前需要妥善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认清路线是非，肃清错误倾向，统一思想认识。因此，直到 1945年整风运动结束，以上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中共七大才得以顺利召开。

　　与前期的年会制规定不同，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党代会“三年制”的规定，但并未按章执行。实际上，在中共七大召开11年后才召开中共八大。究其原因，中共七大之后的第三年，正是解放战争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而随后新中国初创，仍然战事依旧，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再加上抗美援朝的国际形势，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代会的日程被迫一再推迟。

　　而从中共八大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推行了“常任制”，《中国共产党党章》也作出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的规定，并在1958 年 5 月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但之后因形势变化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后党代会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的探索就此中断。

　　随后的中共九大仍未能如期举行，而是在1969年4月才召开，创下了执政后党代会时间间隔最长的记录，造成这种情况是与当时的党内政治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党内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激化，使得党代会的思想政治条件被剥夺。其次，党内民主被严重践踏，党代会的政治生活制度被破坏。邓小平指出：“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度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1969 年通过的中共九大党章仍然坚持了中共八大实行的“五年制”，但中共十大和十一大又没有遵循“五年制”，而是都分别比党章规定的时间几乎提前了一年召开，这是因为这两次大会都遭遇到同样的政治事件，即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其提前召开有着相同的目的：一是为了稳定全国形势；二是健全充实中央领导机构的需要。

　　从中共七大到十一大，由于战争和政治因素的交错制约乃至叠加影响，使得党代会一直处于非常态的不稳定周期，有些是客观原因，有些是主观因素，这一时期党代会的周期紊乱不仅是近现代中国发展兴衰变迁的真实缩影和写照，也是中共探索救国救民和自身建设得失成败的直观反映及体现。

　　（三）中共十二大以后的“五年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使得全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向了正常发展轨道。中共分别于1982年9月召开十二大、1987年10月召开十三大、1992年10月召开十四大、1997年9月召开十五大、2002年11月召开十六大、2007年10月召开十七大、2012年11月召开十八大、2017年10月召开十九大。这段时期，党代会“五年制”得到了严格遵守，并在历次党章修订中保持和固定下来。

　　这段时期内党代会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转，一方面，国家长期保持了社会安定团结与经济稳定发展的局面，使得如期召开党代会有着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党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党规党纪完善党的建设，规范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与领导干部的新旧交替，党代会制度设计也更加专业和科学。这些都保证了党代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使得党代会进入常态化、规范化运行期。

　　综上所述，通过爬梳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周期的变化历程，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党代会能否按期举行与党的事业发展关系密切，两者可以说成正比联动关系，党的事业成效显著则党代会周期稳定，反之亦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后者良性运行的有效支撑；后者是前者的晴雨表和记录仪，也是前者发展壮大的制度保障。同时，党代会的历史发展也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诞生、成长和壮大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与艰辛。正是前仆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一次次克服外界的艰难险阻和自身的偏差误区，使得党代会重新回归正常轨迹，最终实现了良性的常态化、规范化，党的政治生活也走向了法律化、制度化。

　　二、主题上的转型化：由“革命话语”到“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与此过程相对应，革命话语是以除旧立新为显著特征的。而执政则是指一个政党在获得政权后为巩固政权、获得民众认同与支持而进行的政治行为，其话语以建设为重。基于全国党代会的权威性，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与主观意愿的党代会工作报告无疑具有反映国家政治生活标杆和风向标的作用，每一篇党代会的工作报告都是中国共产党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工作情况的整体回顾、经验教训的及时总结，也是对下一阶段工作的集中部署。其所包含和释放的众多政策信息含量，几乎涵盖了一段时间内的重大政策和战略主题，堪称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显示着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向及发展脉络。

　　（一）时代特色与词汇分析：主题转型化的外在表现

　　迄今为止的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除了中共一大因召开时间匆忙未能产生工作报告文本外，己形成18份党代会工作报告文本。这些文本所蕴含的大会主题是整个党代会报告的核心思想和灵魂，其形成、成文与转换富有浓厚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特色。其中，可以借助计量史学的方法对历次党代会报告文本中不同词汇出现的频度，直观地观察到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方位的党代会主题所发生的转型变化。

　　为了使结果更为精准，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代会开始，先挑选一些暴力色彩较浓的 “革命”“专政”“斗争”“敌我”等词语加以统计。从中可以发现，自中共八大到中共十九大，这些词汇呈现断崖式的下降。其中，从中共十二大报告开始，暴力语汇使用逐步衰减，“专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说法，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已看不到了（参见表1）。

　　另一组术语，如“改革”“建设”“发展”“现代化”“合作”“协商”“制度”和“法治”等时代气息非常浓厚的新生词汇则呈现迅猛上升趋势，且居高不下。考虑到党代会报告是精心推敲的正式文本，这样的修辞手法显然是在着意强调中共治国施政方略的特点和重点（参见表2）。

　　综观历次党代会文本特色与词汇构成，可以清晰地发现，党代会的主题沿着从“革命—斗争”到“改革—建设”再到“发展—和谐”的路向稳步调整。进而言之，在党代会报告中，带有革命话语色彩的主题和词汇逐渐被扬弃，代之以新的建设理念，而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制度机制和管理手段、执政方式等也都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诸如此类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定位和执政方略的观念倾向发生了变化，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二）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主题转型化的内在逻辑

　　党代会报告主题发生主观转变，是基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客观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工作任务和目标，以此生成解决主要矛盾和符合时代需要的党代会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认清并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在时空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的传统性、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问题共时共地出现，这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生存能力、革命能力以及执政能力的极大考验。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能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作为决定党在该时段主要任务的主要依据，并作为党代会的主题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传达。

　　从中共二大认清“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到中共三大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从大革命失败后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大众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到苏区代表会议指出的“中日矛盾已经是主要矛盾”，再到中共七大“两个中国之命运”；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八大正确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和斗争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到中共十二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中共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定。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这既是中共基于时代境遇和形势要求的一种反映和选择，也是中共对历史逻辑和执政规律认识不断深入、日渐成熟的过程，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矛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与此相对应，党代会的主题也逐渐由最初致力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话语”转型到着力于经济建设与社会民生的“发展理念”，再提升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和谐理念”，中共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对中国革命、建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延伸和拓展具有一致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先后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以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的革命纲领；进行国共合作，推动北伐战争的战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国共两党合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方面，从物质和文化“两个文明”一起抓的“两位一体”总布局，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的总布局，再到加强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布局，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加强后，党又提出了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两个阶段的宏伟目标。这是新时代党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作出的全方位部署，也是党代会主题转型的内在逻辑和历史逻辑。

　　美国政治学家布卢斯·迪克森认为:“政党适应性是增强政党应对国内外环境压力的更深层次的适应，它意味着政党不再去扭转、改变其所处的环境，而是转变自身去适应环境。”中共党代会报告主题的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适应了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政党革命与执政规律、新民主义革命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辨析历史进程、认识主要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内在素养与能力培养，也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修复、善于自我革新、精于自我完善的勇气、魅力和智慧，这无疑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不断成长、壮大的法宝。

　　三、结 语

　　“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为何能够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一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二是我们党善于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并把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原则，用以指导新的实践。三是我们党尊重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

　　这其中，党代会的作用毋庸置疑，它既是前一阶段党和国家的发展成果与理论养成的总结及提升，也是下一阶段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的指导及规划。作为党的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内容和关键环节，党代会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一脉相连，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及新时代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发挥了巨大功用，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和支撑点。

　　通过爬梳党代会的周期变动、解读党代会的主题转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和发展脉络，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党代会周期的规范化和常态化反映了党在制度建设上的探索追求与日臻完善，党代会主题的转型化与现代化则体现了中共在治国理政能力上的求真务实与日渐成熟。而这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不忘初心”的本色，以及始终执着并“砥砺奋进”的精神追求直接相关。通过党代会的发展历程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建设时期，无论逆境还是坦途，都时刻秉承建党时期所提出的奋斗目标，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贯穿其中——坚持“不忘初心”；无时无刻不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出发点，以造福人民为己任探索前行——勇于“砥砺奋进”。由此，中共实现了党代会周期自我完善、主题的完美转型，成就了百年政党自我革命、自我发展、自我壮大之路。

　　作者简介：任吉东(1976—)，男，河北赞皇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