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让历史照见未来

　　——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从一个小党、弱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大党、强党，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锻造出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我们知道，党史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革命史和自身建设史，也贯穿了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并与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相连。近日，本刊记者就如何结合新中国史学好党史，以及如何从党史和新中国史中探寻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等问题，专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首先请您谈谈为什么要学习“四史”？

　　朱佳木：进行“四史”教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提出的。这说明，学习“四史”是为了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为，只有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才能明白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空想变为科学，又是怎样由理论变为实践的。只有学习中共党史，才能明白科学社会主义是怎么传播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诞生和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伟大飞跃的。只有学习新中国史，才能明白中国人民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战胜重重困难，捍卫国家独立、统一、安全，又是怎样在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只有学习改革开放史，才能明白社会主义中国是怎样通过破除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是怎样在已有根本政治前提和基本制度、建设成就基础上大踏步赶上时代的。这“四史”合在一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变成革命运动，再在中国取得成功，再进一步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过程。其中每一史都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对每一史的学习都是对其他史学习的补充。 

　　党史与新中国史有何联系

　　记者：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现在的近一百周年，三分之二多的时间都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说，党史的大部分内容都发生在新中国时期。既然如此，请问为什么在学习党史的同时还要学习新中国史？

　　朱佳木：所谓新中国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是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史。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等，必然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新中国史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着新中国史的走向。因此，新中国史与党在新中国时期的历史，内容上难免会有交叉和重合。但任何一门史学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党史和新中国史也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党史和新中国史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党史主要是从执政党的角度阐述历史，重点讲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如何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国家意志的；是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国外政党交往，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的等。而新中国史则是从国家的角度阐述历史，重点要讲国家政权机关是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如何组织国家进行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建设的，是如何改革机构和提高自身效率的，以及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

　　第二，党史和新中国史涉及的范围不完全相同。

　　党史所涉及的主要是党自身及其影响之内的事务，例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在它们的作用之下，社会领域所发生的变迁等。至于更大范围里的事务，例如，政权机构设置、行政区域划分和经济活动、法制建设、外交国防，以及社会领域里的人口、婚姻、宗教、风俗、服饰、饮食、娱乐、人际交往、语言变化等，尽管与党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党史也会有所涉及，但不可能涉及过多，而这些内容却是新中国史不能不讲的。具体说，新中国史要更多地介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修订过程，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和举措，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的情况，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展，国家机关自身建设及其施政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其他党史不过多涉及的事情。例如，在经济问题上，党史要侧重于讲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制定过程，新中国史则要侧重于讲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制定，讲土地使用、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货币发行、税收种类、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等情况。

　　可见，新中国史与党史虽在内容上有交叉有重复，但各有各的属性和特点，谁也代替不了谁。目前党史中的新中国时期已占其三分之二以上，今后所占比例还会更大。所以我们在学习党史的同时，也要学习新中国史。

　　学习新中国史的重要意义

　　记者：您讲的很对，学习党史的同时仍然要学习新中国史。那么，能不能请您再具体谈谈学习新中国史的意义呢？ 

　　朱佳木：学习新中国史与学习其他三史的意义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独特之处。归纳起来，我认为起码可以讲以下四点：

　　第一，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理论高于实践，但它首先源于实践，是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而形成的。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革命导师“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把“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态度，变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要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可见，所谓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本身就包括必须联系历史。我们要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必须联系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以及新中国史。

　　第二，有助于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都是在新中国历史中形成的。因此，要了解它们的由来、发展过程和前途，必须学习新中国史。只有了解了新中国史，并对这一历史树立了自信，人们才有可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第三，有助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借鉴经验、感受精神力量。

　　古人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刘知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历史孕育着前人的丰富智慧、宝贵经验和催人奋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去汲取、借鉴、继承、发扬。

　　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统治集团趁朝鲜内战之机封锁我台湾海峡，入侵北朝鲜并向中朝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在国内战后经济尚未恢复，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国民党残余军队还没肃清，中美双方国力、军力差距异常悬殊的情况下，老一代革命家毅然决然地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并把美军打回到“三八线”。后来，美军为了适应其全球战略和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对我要么采取孤立、封锁、制裁的政策，要么采取接触加遏制的策略。我们党针锋相对，以两手对两手，不仅没有被他们吓唬住、迷惑住，相反，发展得更快更稳。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西方反华势力挑动“台独”、“港独”闹事，窜犯我南海、东海，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既毫不示弱、坚决回击，又持续扩大开放，不断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不仅使它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如期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也为拉动世界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智慧。

　　新中国在创造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孕育、产生了许多催人奋进的精神文明。其中带标志性的成果有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女排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这些精神是对我们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西柏坡精神的一脉传承，也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自强不息、精忠报国、以民为本、埋头苦干、廉洁自省、助人为乐、不耻下问、勤奋好学等优良精神的发扬光大。正是因为有这些精神，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才会涌现出无数先进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才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

　　第四，有助于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我们说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是欧洲哲学史中主张人生没有意义和目标的流派，也不是史学领域里认为人类历史没有规律、人在历史中无能为力的学说，而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西方反共势力炮制、定向输入社会主义国家、专门用于诋毁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传入我国，同政治学领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经济学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呼应，兴风作浪，掀起强烈的冲击波。它采用攻其一点、以偏概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甚至凭空捏造、胡搅蛮缠等手法，攻击近代中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虚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正义性、合理性，抹杀反侵略战争与侵略战争的区别，美化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贬低新中国的成立对中国乃至世界进步事业的伟大意义，夸大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污蔑几乎所有英雄模范人物，否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一致性，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描绘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如果我们不学习新中国史，不能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新中国史，就难以辨别这股思潮；看不清它的反动性、荒谬性、危害性，就可能上当受骗，成为它的“俘虏”。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他在2013年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上还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历史，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与危害，对于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如何才能学好新中国史

　　记者：正如您所说的，学习新中国史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下面，请您再就怎样才能学好新中国史的问题谈些意见。

　　朱佳木：学习新中国史的方法有很多，这里只谈三点。

　　第一，学习新中国史既要分不同阶段学，又要把各个阶段联系起来当作整体学。

　　任何时间比较长的历史，中间总有不同发展阶段。新中国史至今70多年，其中也有很多不同阶段。因此，在学习这一历史时，需要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一个一个时期学，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史的分期方法不完全相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五分法，即把1949—1956年作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把1956—1978年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1978—1992年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1992—2012年作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2012年至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的时期。当然，给历史分期或断限从来不是绝对的，尤其对新中国史这种仍在生长的历史进行分期、断限，更是一件动态性工作。随着历史的延续，比如到新中国成立100年、200年时再来分期，肯定会和现在又有不同。不过，目前这样分期，我认为比较符合各个历史阶段的各自特征。

　　无论把新中国史划分出多少个时期，学习时都要注意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例如，新中国史最明显的分期，无疑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于这两个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曾作过明确论述。他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学习新中国史，既要看到各个不同时期的特点，又要看到这些不同时期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有的探索尽管不成功，甚至失败了，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是探索。

　　第二，学习新中国史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看待历史中出现的曲折。历史的长河同自然界的河流一样，也有主流有支流，存在多少和大小不同的曲折。新中国史也如此。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中的失误和曲折多一些，有的还比较大，对此不应当回避，更不应当忽视和掩饰，否则不可能从中汲取教训，也很难把历史解释清楚。但绝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它们，更不能夸大它们，把它们看成历史的主流。那样不仅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还会一叶障目，导致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应当怎样看待新中国史中的失误和曲折呢？我的体会是要注意“四个区别”和“一个看到”。所谓“四个区别”，一要把历史中的失误、曲折与成就、本质加以区别，比较哪个方面更重要。二要把历史中的失误、错误同存在失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哪个时期出现过失误、错误就把那个时期加以否定。比如，要分析失误、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要分析存在失误和错误的工作中是否也有正确的合理的成分，这些是否也起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要分析犯错误时期中是否也有成绩和成就，这些成绩和成就有什么意义等。三要把可以避免的失误、错误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失误、错误加以区别。四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所谓“一个看到”，就是要看到失误多曲折大的时期，对于后来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前的失误和曲折，相对于改革开放后要多些大些。但正是那段历史，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坚实的物质、人才基础，必要的外部条件，以及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就如同盖楼一样，在打地基时有些变化不容易让人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可以说明地基打得好打得牢。

　　第三，学习新中国史要抓住历史的主线，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任何历史总是纷繁复杂的，但同时又是有脉络可循的。找出并紧紧抓住它的主要脉络，不仅有助人们了解历史的基本内容，而且可以使人们认清历史的发展规律，掌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关于新中国史的主线是一条还是多条的问题，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义下的历史主线，是指构成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动因及其结果，而人民群众的动因不可能只有一个。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新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因起码有三个：一是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二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三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正是这三个基本动因，构成了贯穿新中国史的三条主线。其中第一条最重要，但代替不了另外两条。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新中国史的发展。新中国史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它们就像打开新中国史一系列问题之门的三把钥匙，又像交汇演奏新中国史交响曲的三个主题。抓住了这三条主线，也就抓住了新中国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且可以大致预测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从党史中领悟党的非凡领导力 

　　记者：最后，想请您再从新中国史的角度阐释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非凡领导力，谈谈为什么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朱佳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使民族独立，二是如何使国家工业化。能否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对一切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力的最大检验。历史证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所有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最有能力解决这两个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只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能够同时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和工业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搬开了挡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拦路石。但如何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问题。另外，如何巩固革命的成果，维护国家的独立，做到完全的统一等，也是对我们党领导能力的巨大考验。历史证明，新中国在成立后只用很短时间，便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各项基本制度，铲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改造了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粉碎了各种侵略势力觊觎我国领土的企图，极大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巩固了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工业化打下了雄厚基础。随后，我们党又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比西方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使经济领域各种主要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茅，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主要矛盾由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收回了被旧中国割让主权的几块土地，开始着手解决解放战争遗留的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并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使中华民族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于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出如此骄人的业绩，除了因为具有当代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属性，有为民族最根本利益自我牺牲的勇气，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因为具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有机结合的能力，有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凝聚在一起的能力，有善于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机遇的能力，有敢于承认并及时改正错误、不断清理和健全自身组织的能力。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者、主心骨、守护神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上比较大的历史机遇有过三次。这三次都被我们党抓住了，其中一个半是在改革开放前被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的，另一个半是在改革开放后被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的。

　　前面说过，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面对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派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毅然决定抗美援朝，并在装备差距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不仅巩固了新中国的安全，也捍卫了包括苏联地区在内的远东和平。对此，斯大林解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民族主义政党的怀疑，而且感觉对中国有所亏欠。所以，当1952年周恩来、陈云一行前往苏联洽谈我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时，他满口答应给予全面援助。他表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关于斯大林的这个转变，毛泽东1958年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也说：“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正是根据斯大林表态的新情况，毛泽东在主持周恩来、陈云一行访苏回国当天晚上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他们汇报、研究“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时，改变了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有设想，当即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接着，党中央制定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为适应资金、物资、人才奇缺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为中华民族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个战略机遇期从1952年持续到1960年，中国人民在此期间和随后一段时间里，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仅用了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便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追回了被中国近代耽误的很大一块时间。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苏矛盾激化，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霸，急于从越南战场脱身，暗示有求于我。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同意尼克松访华，从而改善了中美关系，使我国在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增加了分量，也撬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长期封锁的大门，得以从它们那里进口一些先进设备，一定程度缩小了我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由于我国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进口设备、技术统统批成“洋奴哲学”，阻碍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二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游资难以流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体系解体，加上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使大量游资和制造业设备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是说，在此之前，即使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西方国家也不会对我大量投资和出售先进设备。1977年，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后，把毛泽东抓住的那半个机遇继续加以扩大，实现了中美建交，从而完全打开了同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我们有了实施全方位外交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左”的禁锢被打破，出现了全党全民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另一方面，二战后经过民族民主运动纷纷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使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对此，邓小平作出当今时代主要问题是和平和发展的判断，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带领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政策，实行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持续了40多年，使我国进一步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

　　最近一个时期，西方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乏力，国际市场萎缩，贸易摩擦加剧，逆全球化抬头，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针对这一新的情况，以及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根本支撑的实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对我国发展战略进行新的调整，提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顶住了美国对我频频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的压力，取得了抗击百年不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使我国在国际国内双重困难的环境下，不仅最终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而且成为世界疫情中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唯一经济体。这些事实再次充分说明，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而且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风险挑战和发展机遇都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认真总结第一个百年的奋斗历史，以顺利开启第二个百年的奋斗征程。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汲取前人智慧、借鉴前人经验、发扬前人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必将实现，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记者：您的解答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与学好党史和新中国史的意义和方法很有帮助。十分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来源： 《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