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纪念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说：“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现在，我们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按照这个比喻，应当已步入老年了。然而，让世人有目共睹的是，她不仅没有一丝老态、暮气，相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不断壮大。原因究竟是什么？在建党百年之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 

　　我们党历经百年而不衰，原因可以讲出很多，比如，密切联系群众，善于理论创新，等等，但最根本的一条，我认为就源于她的初心和百年来对初心的不渝坚守。

　　一、中国共产党对初心的不渝坚守是历经百年依然朝气蓬勃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为，早在我们党建党前夕和初期的宣言、党纲、党章所宣示的奋斗目标、最高理想和宗旨使命中，就有争取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解放、幸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内容，也有要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内容。

　　在世界近代史上，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和工业化这类任务，原本应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脆弱，政治上软弱、动摇，领导不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文化水平比资产阶级低，人数比农民少，年纪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轻，却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而且已有了200万人左右，力量最集中，纪律性最强，又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且深受三重压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最彻底。因此，它不仅能肩负自身和劳苦大众解放的重担，也历史地担起了实现国家独立、民主与工业化的责任。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双重先锋。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1.正因为我们党具有并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所以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和仁人志士就有了极强的吸引力，总能补充新鲜血液，从而使自己充满生机与活力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大门两侧的对联写着：“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应当说，那时报名进黄埔的多数人，确实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但自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分共政策，想升官发财或与土豪劣绅、官僚买办有利益牵连的，以及思想糊涂的，便留在了国民党里，而真正舍生忘死、想救国救民的有志之士，或者原本就是共产党员，或者从国民党那里跑到了共产党这边。是什么把民族优秀的子孙，包括许多原本不愁吃穿、生活优越的人吸引到我们党这边来的呢？不是别的，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党的初心。正如后来抗大校歌所唱的那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而正因为入党的绝大多数人是被党的初心吸引来的，所以就能面对异常艰苦而残酷的斗争，坚韧不拔，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前赴后继，使我们党成为一支杀不绝、打不垮、拖不烂、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队伍。　　

　　在我们党夺取政权后，入党基本不再有生命危险，但对于绝大多数党员来说，我们党的最大吸引力依然是她的初心和对初心的坚守。这从那些放弃国外优越条件的留学生冲破重重阻力回到新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事例可以看出，从各个历史时期、各条战线的骨干和历次先进人物评选出的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的事实也可以看出，从危急关头和关键时刻，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总能挺身而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事实更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在建设和改革年代入党的人，主要是被党的初心所吸引来的，所以在面对复杂环境、繁重任务时，就能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从而使我们党得以带领人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我们党也出过叛徒和变节、腐败分子。他们之所以走上歧途，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丢弃了党的初心，因此未能经住生死的考验、利益的诱惑。这说明，党的初心不仅是“吸铁石”，能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吸引过来；同时也是“试金石”，能把意志不坚定的各种败类淘汰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然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把这样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力量，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钢铁脊梁。　　

　　2.正因为我们党具有并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所以对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人士就有了极强的感召力、凝聚力，总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与帮助，从而使自己充满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力量　　

　　人民的利益中有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也有眼前的切身的利益。我们党在为人民利益奋斗的过程中，一向注意兼顾这两种利益：一方面，为了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进行革命战争、基本建设、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处处为解决群众眼前的实际困难而出主意想办法。关于二者的关系，毛泽东早在红军时期就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我们党重视群众工作，也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并把它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解放战争期间，政坛上的主要民主党派之所以大多选择站在我们党一边，根本原因也在于党的为国为民的初心。正因为我们党有这样的初心，所以使一切爱国的阶级、阶层、社会团体和海内外人士，加入我们党的统一战线之中，投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　　

　　关于坚守党的初心与党长盛不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他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国际上许多友好政党和人士在评论我们党百年历史时表示，始终坚持将人民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中共这个百年大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源泉。

　　3.正因为我们党具有并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所以对前进的方向就有了极强的校正力，总能在发现偏差后勇于承认、坚决纠正，从而使自己充满经受挫折后不断奋起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这说明，党的初心与党的性质是连在一起的，初心不变，性质就不会变；初心、性质不变，党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受了挫折，就有可能被认识，认识了就能勇敢承认、坚决改正、重新奋起。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在革命年代，我们党犯过多次错误，之所以最终都能得到纠正，归根结底源于对初心的坚守。当年，毛泽东在分析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错误时就曾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言中也说：“在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切证明我们党的力量是伟大的。”他在1977年谈到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时还说过：“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可见，党的路线与党的性质、初心并不是一回事，路线错了，不等于党的初心和性质就变了。　　

　　在建设年代，我们党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但犯这个错误的根源，同样不是党的初心变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就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虽然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但出发点是探索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此，邓小平也说过：“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指出：这两个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占了改革开放前历史的三分之一强，既然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那十年当然也包含在内。历史事实说明，反修防修的探索，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论战及紧接其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就开始了，而且已经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只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进一步试图用发动群众运动的方法防止党改变颜色，用抓革命的办法促进生产力发展，结果使偏差越来越大，终于酿成失败的悲剧。但探索失败不等于它不是探索，这与失败的科学试验仍然是科学试验，在道理上是一样的。　　

　　《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有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但“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并非只有“文化大革命”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不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期，更不等于否定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还要看到，《历史决议》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指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应该受到限制的“资产阶级权利”那样一些错误论点，不等于所有论点都错了。有些论点，比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存在得而复失的危险”，“要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等等，离开当年的具体所指，应当说还是合乎逻辑的，也为后来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党内腐败分子的事实所验证。邓小平说：自由化思想“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大批思想被“和平演变”的官员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还有一大批贪污腐败的官员盼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苏联解体后，摇身变为资本家和形形色色“寡头”的人，很多就是苏共原先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里的干部。可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错的，在对我国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以及具体做法上也都错了，但从坚守党的初心的角度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论点，还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没有再发生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不过，在一些具体领域、具体政策、具体做法上也有过失误，走过弯路，受过挫折。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我们党并没有说这个口号不适用于任何社会阶段，更没有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相反，一再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邓小平也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然而，一些人偏偏忽视甚至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结果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导致“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1987年初，邓小平针对一部分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煽动上街闹事的问题指出：“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此后他又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事实说明，出现这些失误和不足，原因同样不是因为党的初心变了，因此，一旦认识，同样能以极大的努力加以纠正和弥补。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鲜明地指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他在这里说的“表”和“标”，最大的莫过于党的初心。近些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进一步纠正和弥补过去那些失误和不足，根本原因就在于用党的初心，对照检查了对重大战略的谋划、重大政策的制定、重大任务的部署、重大工作的推进。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明里暗里反对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方向，说什么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方向，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方向。他们一看到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一听到强调“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优”，就说“需要重启改革”。对于这些声音，习近平总书记理直气壮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他强调：“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目的是使社会的各种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有人却乘机鼓吹新自由主义思潮，胡说什么“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应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要进一步拉大”，等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正因为如此，脱贫攻坚被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使现行标准下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我们党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更是坚守初心的鲜明体现。　　

　　二、不断进行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依然坚守初心的主要途径　　

　　明白了我们党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守初心，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我们党是如何做到始终坚守初心的呢？古人说的好：“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最初抱有做好事的愿望并不难，难的是实际去做，更难的是一直做下去。像我们这样一个党，不是只有几千人几万人，而是历经百年不断发展壮大，至今已有近一亿党员；也不仅仅是历经百年，而是经历了近30年革命斗争，又在全国执政了70多年，又有40多年处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初心如故，这在世界政党史尤其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奥妙究竟在哪里？这同样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他在这里说的自我革命，包括“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概括起来，就是注重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我认为，我们党能做到历经百年初心不改，原因也可以说出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在于此。　　

　　1.坚守党的初心，说到底要依靠广大党员不忘初心，因此，首先要把好入党关口，严格组织纪律　　

　　我们党在组织发展问题上，历来都把确保党员质量放在第一位，强调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早在二大制定的党章中，就详细规定了党员的入党条件、入党手续，以及党的组织系统、组织原则和纪律。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对地方党员尤其党员干部规定了严格纪律。例如，当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刚成立，毛泽东主席便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规定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有一个乡的政府主席，因贪污3000元而被执行枪决。在延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团长，因为枪杀了一位女学生而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抗大一位学员毕业后，不服从分配，组织同他谈了7次话仍然无效，最后被开除党籍，并在全党公布。陈云为此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指出：“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为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们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并召开公判大会，判决了两名犯严重贪污罪的地委级干部死刑。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沿海部分地区一些党员干部参与和保护走私活动的问题，我们党又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仅开除党籍的就有9000多人。党的十八大后，在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方针下，上到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军委原副主席，下到县乡一级干部，“老虎”“苍蝇”一齐打。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纪律上从严要求的真实写照。　　

　　党在全国执政后，保证党员质量比执政前更难。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X光、CT、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怎么办？他指出：“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我们党由于对执政条件下的组织发展、组织建设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尽管党员数量不断大幅度增长，但质量总体上仍然得到了保证。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新中国仅用短短70余年就能取得如此多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会发展得这么快。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进一步总结和汲取了以往组织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控制党员数量增长、确保党员质量方面，制定了许多新的规定，使入党程序更多、大门把得更严，为党坚守初心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组织保证。　　

　　2.坚守党的初心，必须防止党员思想蜕化、脱离群众，因此，关键在于坚持党内思想斗争，不断自我整顿、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还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经常地检讨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些论述都说明，党要坚守初心，必须通过不断开展思想斗争、经常进行作风整顿，防止党员思想蜕化、脱离群众，舍此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党在建党之后，很长时间处在地下和经常流动的状态，无法集中整风。直到抗战后期，根据地相对稳定了，我们党即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开展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针对全国执政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整风运动。这些运动有的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有的存在简单化、扩大化问题，留下大小不等的后遗症。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而且总体上看，也确实对党执政后坚守初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仅处于和平建设和长期执政的环境，又多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一些党员尤其党员领导干部，放松思想改造，个人主义膨胀，有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有的拉帮贿选、买官卖官，严重败坏了党风，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我们党一方面不再搞过去那种急风暴雨的运动式的整风，另一方面始终没有停止采用集中教育方式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和作风整顿。这些活动的主题各有不同，但都采取开门整风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党员尤其领导干部对照党的纲领和宗旨进行思想剖析，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党员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起到了复杂环境下警钟长鸣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管党治党、执行纪律上存在失之于宽、松、软的问题，鲜明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突出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并且紧紧抓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个突出问题，先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惩治严重贪腐、触犯法律的一批高级干部，强化党的巡视监督，集中清理裸官和档案造假等问题。与此同时，在全党或县处级以上干部中，连续开展了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2015年“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两学一做”教育等实践活动。党的十九大刚开过，全党紧接着开展了2018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当前又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其中也包含召开民主生活会的环节。这些活动的频率之所以不断加快，目的就是为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把坚定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入党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讲政治、怕讲革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他告诫全党，对于敌对势力的言论“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他提倡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他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对于否定共产主义和革命理想、要求给共产党改名、提出“把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种种谬论，习近平总书记也给予了一一批驳。他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说：“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说：“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陈云同志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针对“我们党已由革命党变为了执政党”的观点指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还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　　

　　以上论述，从理论上划清了“左”的思想与讲斗争、讲政治、讲革命的区别，为全党不忘初心、坚守初心、践行初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3.坚守党的初心，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必须防止权钱交易，因此，重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切断党员干部与资本之间的利益输送渠道，杜绝等价交换原则侵入党内政治生活　　

　　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资产阶级政党身后有大资本大财团作支撑，相互之间的利益关联不仅“合法”，而且政府官员与公司高管之间还存在公开的“旋转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毛泽东也说过：“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总之，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无自己半点私利，乃是我们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最大区别。　　

　　在革命年代，我们党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政党上层被收买的那种可能性，要坚守党的初心，主要防止组织被敌人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坚守党的初心，初期重点在于防止干部被资本家“糖衣炮弹”打中；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资本家不存在了，重点在于防止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而改革开放后，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不能不创办三资企业、引进国外资本，发展民营经济、利用私人资本，不能不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坚守初心，单靠自我整顿已经不够了，还必须从制度上入手，健全规定，堵塞漏洞，切断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与国内外私人资本之间可能出现的利益关联，制止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与私人资本之间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防止等价交换的原则渗透到党内。这对我们党既是重大考验，也是全新课题。由于党从一开始就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的基本路线和“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警示，并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断总结经验、研究对策、制定措施，所以改革开放条件下坚守党的初心，不仅筑起了思想防线，也建造了物质防线。　　

　　首先，虽然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在法律范围内的发展，并让国有即全民所有的经营性资产以资本方式运作，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现在，国内外私人资本在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税收比重等方面都已超过50%，但土地、矿藏等构成生产要素的主要资源仍然牢牢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金融业、运输业、电信业、能源业等，仍然由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经营。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存在化公为私、化大公为小公等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但国有经济的总体实力还是比过去更强更优更大了。党的十八大后，对私人资本的监管比过去更加严格，最近，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规则，要求进一步加强监管和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同时，提高了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规范了国企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和职务消费等措施，进一步堵塞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党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从而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保证了党对初心的坚守。　　

　　其次，虽然吸收民营企业中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但绝不允许他们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虽然批准其中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入党，但他们只能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充当私人资本的代表；虽然鼓励党政干部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违反规定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允许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界定了政治权力与私人经济的关系，既有利于防止金钱对权力的腐蚀，维护党政干部的人民公仆本色，也有利于营造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防止权力对金钱的寻租，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在允许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决定了这种矛盾决不允许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也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更不允许这种利益集团组织政党，同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共产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政治权力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利益是被完全隔绝的，私人资本没有干预政治决策的渠道。我们党虽然出过一些腐败分子，政策、决策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无论治国理政的总体取向，还是定政策、作决策的出发点，都是为大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着想，考虑问题的角度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而不是私人资本的利益，从而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保证了党对初心的坚守。　　

　　最后，虽然允许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办企业，但绝不允许在职干部办私人企业，或在私人企业中任职；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可以买卖股票和委托金融机构理财，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买卖的每只股票每个理财产品，必须在年终个人事项报告书中如实填写买入价格和收益。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在原有基础上重新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从事经营活动，做出了更具体更切合实际更便于操作的明确规定。所有这些，限制了党员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涉及个人利益的经济活动，以免作决策时受到特殊利益的干扰，从而在党内制度的层面保证了党对初心的坚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这两个命题如同两条高压线，是我们党在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下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最大保险。西方一些民意调查机构在我国反复民调，结果总是显示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还逐年提高，其深层原因也概出于此。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说过，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说要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世纪末，党的十五大对21世纪前半叶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概念，即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又对2020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30年，作出了“两步走”安排，即用15年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再用15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21世纪中叶，当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之时，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日。　　

　　当前，我国胜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他又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就告诉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途还很漫长，任务还很艰巨，绝不能有丝毫松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仍然是坚守和践行党的初心。只要这样做了，我们就一定能从过去的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最终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4]《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作者简介：朱佳木（1946-），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