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里最突出的事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间崛起；二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地位的上升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目前中国这么高的地位不是常态，原因是金融危机使我们的对手地位在相对下降，一旦走出金融危机，中国的地位还应该有一个相对回归的过程。针对中国的定位，有很多种说法。我把它界定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一界定包含三个特征：其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很多场合，如在二十国集团、“8+5”机制内，似乎中国与发达国家有许多共同语言，但是在涉及最核心利益的场合，如哥本哈根会议制定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核心利益跟七十七国集团一致。其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领域，无论如何淡化这一特征，西方国家仍然会坚定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异己。其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大国和小国所追求的目标、发展模式都存在很大差异。
谈到目前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还需要高度关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这点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即过去几十年美国负债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美国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同时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作出相反的调整。问题在于中国经济是否有能力弥补美国人留下的需求缺口，同时是否有义务代替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作出调整。我认为两者的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全球气候变化规则。这是自WTO产生以来甚至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全球经济规则面临的最大一次变革。它将不仅重塑全球产业的格局和方向，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由于规则的非中性特征，各国所分担的成本与获取的收益份额将取决于规则的制定。这就是哥本哈根会议存在分歧的根源所在。
在多边层面，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最热的话题就是“G2”，即中美共同治理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首先中国尚不具备与美国匹配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美国不会跟中国分享治理全球的权利。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中国跟它一起承担全球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制定气候变化规则等，而不是与中国分享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中享有的特权。
在区域层面，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促使亚洲国家一起共同应对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挑战。现行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安排难以承担这一任务。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提出的东亚共同体主张能否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该地区大国的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