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全国生猪产量一直增长，1950年6000万头，1951年7000万头，1952年8000万头，1953年9000万头，1954年上半年达到1亿头。但是1954年6月以后却出现了下降趋势，1955年6月降到9000万头，1956年6月又降到了8000万头①。每头猪的平均重量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57斤，降到1956年的141斤。由于生猪产量减少，大中城市猪肉供应量下降，小城市和农村集镇则经常没有肉买。在山东禹城县，很多农民已一年多没有尝到猪肉，甚至过春节时也没买到猪肉。② 吃不上猪肉，群众很不满意。

　　陈云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为国内猪肉供应紧张而深感不安。1956年6月12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猪肉在大城市是维持了，中小城市却很紧张，人民是有意见的。我问过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问他吃多少肉？他告诉我，去年吃了两次肉。”③ 7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规定养猪采取“私有、私养、公助”的办法。但是，这个指示没有遏制住生猪产量下滑的趋势。进入下半年，全国猪肉供应紧张的状况进一步凸显。在北京，过去食品公司的“生猪库存可以供十天的销售需要，而现在库存的二千六百头猪，仅仅够两天用。自从8月以来，除了节日以外，北京市猪肉供应量不断减少。7月间，每个星期日宰杀生猪二千二百头，平时是一千八

　　百头到两千头；至11月初，每天宰杀的已经降低到一千二百头了。”（黄植：《改进北京市的猪肉供应工作》，1956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要买到一点猪肉，不得不冒着寒冷在早晨四五点钟去排队。

　　以上情况的出现，就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工农联盟、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遇到的新问题。日常生活物资供应的紧张，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重视。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粮食和主要副食品供应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陈云代表中央就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作了报告。（《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3页）陈云认为，生猪产量下降与农村新的经济体制同农户利益的矛盾有关，与一段时间内国家重建设轻消费有关，并从三个方面作了具体分析：

　　第一，粮食统购统销以后，饲料紧张。农业走向合作化，集体的土地主要用于种粮食，对农民养猪的饲料与饲料用地缺乏考虑。另外，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粮食和油料的原料由国家掌握，集中加工。民间的“五坊”大部关闭，因而猪的饲料发生困难，群众大大紧缩养猪。

　　第二，猪的收购价格低了。甘肃省原来的生猪收购价格是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1955年冬至1956年春省一级的有关部门曾两次降低生猪收购价格，降低幅度达20％。1956年六七月份全国提高了生猪收购价格，但部分省区的农民仍觉得养猪无利可图。猪税也略重或规定得不合理。安徽巢县金鸡港村一个姓袁的农民，养一头猪，杀了55斤，猪税去掉13斤，手续费又去掉3斤，本人实际只得39斤肉，一算账还不值饲料钱。（江布：《农民不愿养猪的三个问题》，195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第三，农民养猪除为了储积零星资金外，就是为了积攒肥料。但是，农业合作化后，合作社规定社员的粪肥要折价向社里投资，而不少合作社粪肥作价偏低。辽宁新金县大岭乡红海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由17个初级社合并转成高级社的。1955年这些初级社都采取社员自己攒粪、按质论价、归社收买的办法，积攒了很多质量好的粪肥。可是1956年春并成高级社后，社里规定社员的家庭积肥都算社里的，每人一年不论积肥多少和质量好坏，一律规定为：大人半斗粮、小孩二斤半粮；一口母猪一年五斗粮，一般猪一年三斗粮。结果社员积肥积极性不高，养猪也减少了。（《作价合理社员才愿多积肥》，195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二

　　陈云认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他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第一，合作社必须负责安排社员养猪的饲料。合作社要负责安排各种饲料的生产，合理地安排播种面积，并且要有青饲料和精饲料的播种计划，还要有适合种植的高产量青饲料和精饲料品种。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合作社要给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让农民自己种饲料。第二，有计划地恢复农村的粉坊、豆腐坊、榨油坊和小集镇的碾米厂。恢复作坊，可以使人和猪“各取所需”。还要对农民多供应带壳粮，让他们自己碾米，以便充分利用谷糠做饲料。大城市的碾米厂也可以分散一点。糠不应该远地运送，应该就地供应附近农民喂猪。第三，适当提高猪的收购价格。要保证农民养一头猪能得到200—250斤原粮的利益。养猪本钱36元，加上相当于200—250斤原粮的收入，大约15元，这样，总共是51元。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偏远的地方，食品公司要补贴一部分运费。要禁止压级压价。第四，合作社必须在各方面帮助养猪社员。母猪、公猪、小猪各归谁养，合作社要做规定。农民把猪粪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把饲料分给农民，价格都必须合理。除此以外，合作社要给农民留出相当的养猪时间。第五，县级或县级以下应该成立生猪生产指导委员会。第六，防治猪病。

　　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以进一步调整政策，提高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为了充分听取和收集意见，完善中央决策，1956年11月15日，他向中央建议：“养猪决定草案，拟发各地讨论，收集意见报中央后，再开专业会议解决。”（《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页）此后，他指导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养猪、保障农民受益的措施。12月21日，城市服务部、农业部发出关于发展仔猪生产的指示，要求各地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生猪生产的需要，按一定的比例增留公、母猪，并推广优良品种，推行双重交配和复配的办法，提高母猪繁殖率，同时还应当指导农民加强对公、母猪和仔猪的饲养管理，以提高仔猪的成活率；必须做到使饲养猪的农业社和农户有一定的利润。此外，还应妥善地解决母猪的饲料困难；各地食品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应该积极经营仔猪，负责地区之间的仔猪调剂，积极利用小商小贩贩运仔猪，并且使小商小贩能够得到一定的利润。（《迎接明年养猪积肥高潮，各地要大力发展仔猪生产》，1956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中央批复15个主要产猪省专业会议的报告。1月10日，农业部报告了关于民间兽医座谈会的情况，就民间兽医的组织形式、工作报酬、加强中西兽医的团结、提高民间兽医技术、提倡民间兽医带徒弟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意见。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生猪购销价格的通知，决定全国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3.89%；猪肉零售价格，城乡一般均作适当提高，全国平均提高8.42%；猪的屠宰税率改为8%，不再征营业税及附加税。这一决定于3月1日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页）不少大中城市都积极地建立生猪的生产、供应基地。

　　根据各地的意见和15个主要产猪省专业会议的讨论和修改，2月2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除继续强调要贯彻“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外，对养猪所必需的饲料和生猪收购价格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关于养猪饲料，《决定》要求合作社“必须统一计划饲料的耕种面积，负责安排饲料的生产和分配”；“必须利用当地的可能条件尽量地发掘饲料的潜力，开辟饲料来源，以切实保证生猪生产发展的饲料供应”。关于生猪收购价格，《决定》指出：必须认真改正价格政策和收购制度中一切妨碍生猪生产发展的缺点和错误，使国家的价格政策和收购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刺激生猪生产的应有作用。“根据农业合作化以后，生猪生产已经发生变化、养猪成本已经提高的新情况，国家决定对生猪收购价格，在全国范围内作较大幅度的提高”，“所有地区都应当使提高后的收购价格能够确实保证农民养一头肥猪，必须有一定的利润，以刺激生猪的发展”。同时，国家决定缩小地区之间的收购差价，交通不便地区生猪外运的费用，在地区差价缩小以后由国家负担一部分。收购价格提高以后，决定把农村、城市的销售价格略予提高，并把屠宰税予以降低，以便于合理地安排价格。“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八斤到十五斤，发给一年有效的证明，凭证供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领导农民大量养猪》，1957年3月1日《人民日报》）4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酌量增加农业社社员自留地解决养猪饲料问题的通知》，规定合作社可以根据需要和当地条件，按照每户社员养猪头数，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猪饲料，并要求大力发展青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954—955页）另外，为保证国内需求，决定在1957年度比1956年度减少猪肉出口量2/3。

　　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随着生猪产量增加，国家的收购量也增加了。几个重要产猪省的收购情况增加幅度都很大，湖南省1957年5月比去年同期增加60％；山东省增加133％。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开始在大部地区缓和下来。据统计，1957年5月，北京市每天供应1400头，星期天供应3600头；天津市平时供应650头，星期日供应2000头；上海市平均每天供应3500头。重庆市取消限量供应，改为凭购粮证自由购买猪肉；杭州市3月份每天供应285头，4月份增加为439头。浙江省绝大部分的县城猪肉都是充足供应的。（《猪肉供应情况开始好转》，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到1957年底，全国猪的存栏数达14590万头，比1956年底增长73.6%。

　　三

　　陈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说，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就是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如果党的方针政策中有不符合群众利益的方面，就要进行调整。面对国民经济中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矛盾，陈云提出，要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力再搞基本建设。他指出：“商业、轻工业、农业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人民固然关心重工业，但最后还是要消费。别看不起赶猪，这里面有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我几年来分管财经，搞的还不是这些事！决不要觉得土产、卖扫把不光荣。这些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重工业，它直接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这些观点，是他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探索，并被以后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所反复证明。时代在发展，党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会不断更新；但是党的宗旨及其基本原则是要始终坚持的。陈云对养猪事业和猪肉供应的关心，对群众利益的忠诚，对于全党在新的条件下贯彻科学发展观仍然有重要意义。

　　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就要关心群众的实际利益。在处理各方面工作的关系时，陈云把切实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地位，作为考虑其他工作的出发点。人民群众关心自己的生活问题，所谓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党的方针政策必须根据群众的需求来制定，给群众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坚持以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己任，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和平建设年代，陈云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同上书，第210页）时代在变，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划实际利益这一条不能变。胡锦涛指出：“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体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体现在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就要善于听取群众的呼声。农民养不起猪，消费者吃不上肉，方方面面都有怨言，意见很大，购销人员常常挨骂。有些干部却听不得群众的意见，不想干这行事，或者对群众十分粗暴。陈云认为，倾听群众的声音，从群众的要求出发寻找问题，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方式。他说：“我们应该欢迎唱对台戏，希望人民群众多提意见，因为他们的意见就是对我们工作好坏的直接反映。我们不是普通商人，不是小贩，我们是干革命的。我们做革命工作，不要计较挨不挨骂，而是要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好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多责备，就可以使我们不脱离他们，批评意见反映得越多、越快就越好。”（《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进行决策和实施决策是党的领导最基本的职能。只有注意倾听群众的声音，才能了解和掌握群众的疾苦，才能从群众关心的问题出发，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切实地改进缺点错误，解决问题，从而使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就要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拥有物资调拨权，一些机关和单位大量采购猪肉。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物资紧张的情况下，首先满足自己的消费。普通群众所需则无保障。陈云认为，面对全国性的供应紧张局面，要首先保证广大群众能买得到肉。1956年12月17日，城市服务部在给陈云的报告中说：现在城市猪肉分配办法对机关、团体、企业分配标准过高，对市民分配标准太低；而在机关中，又对少数领导干部和单位照顾过宽，与市民悬殊过大。因此，必须改变现行分配办法，缩小照顾面，压低照顾量，降低对机关、团体的供应定额。陈云指出：所拟办法依然偏宽，已要杨一辰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提出一个较严的办法。（《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第二天，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高级干部，包括北京的地方的，在购买副食品方面有优先权，在北京，军队、机关干部并没有感到困难。这样不太好。国家是有特殊的，如外国使馆、宴会、医院等等，但特殊的范围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就不好。由城市服务部研究一下，应该和老百姓相差不多。”（《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2页）在他的建议下，有关部门采取了缩小照顾面，压低照顾量，降低对机关、团体定额供应的办法。

　　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就要通过有力的思想教育理顺群众的情绪。在提高生猪收购价格的同时，政府也提高了猪肉的销售价格。陈云认为，面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就要作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形势，正确认识国家的方针政策。1957年4月29日，他以国务院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如果只提高收购价格而不提高销售价格，政府就要赔贴很多钱，使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发生困难，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且，对城市居民来说，去年加了工资的人，除了极少数以外，增加的工资收入，都多于物价上涨的支出。去年没有增加工资的人为数很少，他们是增加了支出，但是对其中多数人来说，增加的支出占工资的比重并不大。陈云指出：“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而正在进行建设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只有善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才能把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共同为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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