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陈云党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转折意义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结束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并对这三个阶段陈云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突出特点作一梳理,以期对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干部首先要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党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在延安任组织部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经挫折走向成熟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建国共同奋斗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共产党的干部是否忠于党和无产阶级事业,不仅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的胜败,还将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陈云针对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
在干部的选拔上,陈云将忠于党的事业和遵守纪律作为两条重要标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党的任务不仅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还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干部队伍人数增长的同时,人员的组成也日趋复杂化。许多新党员和干部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了党内,对干部队伍建设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为此,陈云将毛泽东提出的“德才兼备”选拔干部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选拔干部的四条标准:第一,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党;第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第三,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第四,守纪律。他尤其强调第一点和第四点。关于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党,陈云指出:“忠实,讲得具体一点,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关于守纪律的极端重要性,陈云指出,“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同上书,第196页);“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同上书,第127页)同时,他还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同上书,第196—197页)
要求干部加强理论学习。干部政治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理论学习,为此,陈云反复强调干部要学习理论,并将学习理论作为每个党员的责任。他以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来教育广大干部,以使他们懂得学习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同上书,第187页)他还说,“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在学习理论方面,陈云主张,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当时,延安有许多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出身贫苦农民,文化低,不少人还是文盲。他们中有一种糊涂认识,认为干革命只是打仗“一冲就行”,学不学无所谓。对于老干部的这种错误思想,陈云耐心地进行批评指导,指出:老干部常常担负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同上书,第188页)“要有两冲:第一冲军事,第二冲政治。”(同上书,第265页)在学习理论的方法上,陈云特别强调理论要坚持与实际相结合。他在《解放日报》专门发表《到什么地方去学习》的社论,指出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门从学校里训练。(《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349页)同时,针对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学习中存在的一知半解的问题,他指出,读书要读懂,不要急于联系实际,以免“牛头不对马嘴”;只有读懂了,消化了,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才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抗战时期,陈云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从1938年到1942年在中央组织部组织领导干部学习小组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理论学习。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广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都有所提高。
综上可见,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陈云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紧紧围绕干部的“革命化”和政治素质的培养,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革命化的一系列思想,为抗战时期纯洁干部队伍和壮大革命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们的经济干部,同普通的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转折:中国结束了受外国侵略和掠夺的历史,成为独立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也由一个普通的在野党变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历史地位的变化预示着她的历史任务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从过去主要领导人民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变为主要领导人民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从长期领导熟悉的乡村及解放区独立分割的经济工作,过渡到领导还不熟悉的城市及新的国家政权集中统一的全局性经济工作。为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页)可见,干部缺乏,尤其是懂经济的干部缺乏,是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迅速教育广大干部熟悉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使其成为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真才实学的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内行家,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了尽快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懂经济的干部,他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干部队伍建设“专业化”的思想。
在干部选拔上,不拘一格,广纳贤才。为了能够迅速壮大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干部力量,陈云注意从多种渠道选拔懂经济的人才。他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他曾经说:“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焦善民:《陈云同志与中财委的队伍建设》,1996年4月9日《人民日报》。此外,陈云还从各地调来了地委专员以上的领导骨干二十多人,接受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闲置党外财经人才,他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陈云给周恩来的信》(1949年5月21日),转引自曹应旺《1949年陈云受命组建中财委》,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69118/69660/4718608html)著名学者、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的一再敦促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著名化学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侯德榜,陈云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1950年4月同薄一波联名致电党中央,建议请他担任中财委高级技术顾问,当即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在陈云不拘一格广泛选用人才的思想指导下,中财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从成立初期的30多人迅速组建成一支300多人的精干队伍。
反复强调干部学习专业知识的迫切性。1951年4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陈云就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干部大多数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经济知识少。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的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我们靠的是集体力量,有我们的党,有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套经济机构,才有作用。如果一对一和人家比,是比不赢人家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他还将建国前后经济环境变化作形象的对比,教育广大干部要加紧学习,由外行变为内行。他说:过去战争年代,军队打到那里,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税务局长,收、付等等都是这几个人。现在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财经制度,许多人还很不习惯。……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同时他警告广大干部缺乏经济知识的危害:“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离内行还很远。”“不怕外行,内行是外行变来的。”(同上书,第131—133、138—139页)
当时,财经工作中一个大的缺点就是许多干部不懂经济核算,对于这个问题,陈云抓得很紧,他曾多次指出,一定要搞经济核算。1951年,针对当时的贸易公司只知道完成任务,不搞经济核算的问题,他严厉地指出:“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告诉他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太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会,要从头学起,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帐,力求省一点”。(《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1952年1月,在全国财经会议情况的报告中,他又指出:财经干部比较熟悉的本领已经不够用了,对不熟悉的工作,如工业建设、经济计划等,必须努力学习。(《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财政工作者要有经济头脑。对财政工作人员应随时进行教育,只记钱数和斤数是不行的,财政工作者若无经济头脑是危险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9页)
身体力行,帮助干部提高本领。陈云不仅要求大家要有经济头脑,要搞经济核算,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为大家做表率。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址的选定,就是一个典范。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访问时,曾同斯大林商定,由苏联帮助我国建立一个汽车制造厂。1950年12月,苏联派两位汽车专家到北京,根据苏方的建议,准备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吉斯150型载重汽车的工厂。当时对于汽车厂址选在哪里,有很多种意见。有人主张设在首都北京,有人主张为了战备的需要,设在西安。也有人主张设在石家庄或太原。陈云主张不要急于下结论,应首先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反复的测算。经过认真的核算,这些地方都不行。因为要生产3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24万千瓦,钢铁一年需要20多吨,木材也要2万立方米,此外,还有一个运输问题。这些条件北京、西安、石家庄、太原都不具备,只有东北才有这样的条件。经过认真的核算,最后陈云决定厂址选在东北的长春。后来实践表明,陈云主持制定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一汽的建设非常顺利,厂址选定后,1953年7月15日在长春举行了开工典礼。1956年7月15日,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组装出了第一批国产解放汽车。(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在中财委工作期间,陈云还十分注意向各部门、各机关的干部通报财经情况。因为他在工作中感到各部门、各机关的高级干部对当时的财政困难和解决办法不甚了解。例如,提出的预算太大,不分先后和轻重缓急,什么都想干。军队干部则因前线生活常难得到保证而埋怨:“既很穷,为什么养九百多万人”。地方干部则说:“公粮、税收任务太重”。陈云认为,发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当时全国的财经状况。因此,中财委决定采取“通气”方法,每旬、每半月或一月发通报一次,报道财经要闻。这些财经要事报告或财经要闻,陈云大多亲自起草并经中共中央批发各地,使军队或地方的负责同志及时了解全局性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便交换意见、统一看法、做好工作、共同克服困难。(《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67—668页)
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狠抓了财经队伍的整顿,及时提出了经济工作由供给制向经济核算制的转变,使我国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也培养了一批有经济头脑的人才。
三、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新中国又一次迎来了一个历史转折的新时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全国上下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大量的忠实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而当时党的干部队伍实际存在着年龄老化等突出问题。老干部们虽然充满工作热情,但由于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应对新时期党所开辟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态度如何,是否真正地拥护,能否在实践中贯彻,直接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为此,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思想。
大力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战略问题。陈云较早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1979年3月,他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让他们“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1980年2月24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呼吁:“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同上书,第314页)
在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上,陈云主张:不是几十个、几百个,必须“成千上万”。他认为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能有人接替;才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同上书,第302、315页)同时,他又强调选拔干部时要注重干部的德,他说:“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同上书,第359页)为此,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这就是说,决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把他们撤下来。(《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9页)此外,陈云还特别强调要培养选拔一批政治可靠的知识分子干部。因为“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同上书,第296页)
打破陈旧观念,推进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为了切实推进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陈云提出必须解放思想,克服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他说:“我们党内有大量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同上书,第294页。针对有人认为年轻干部缺乏经验,他说:“这正是一般中青年干部的必然现象。”“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同上。为了加快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步伐,陈云主张:坚持台阶论,不唯台阶论。他指出:“我看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人,他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但是也不能绝对化,“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为使优秀的年轻干部尽快成长,陈云还主张要在实践中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锻炼,要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
在中国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已经日益成熟,队伍建设已经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的今天,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干部队伍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创造的历史功绩,不容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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