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以其独到的特点，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是中共知识分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干部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有过系统的论述，是其知识分子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对此梳理、论析，以期拓展关于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的研究。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和地位

　　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干部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和抗日战争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党对知识分子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党员干部能否团结非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共同前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39年12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在谈干部问题时，专门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阐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他列举由先进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有大量青年学生参加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农村革命的领导者彭湃、刘志丹等都是知识分子，说明“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其次，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谁能争取到他们，谁就能掌握主动权。他以抗日战争为例，说明“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181页）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局，陈云到东北主持工作。随着共产党在东北的节节胜利，陈云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如何处理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凸显出来。1946—1948年，党在东北地区接收了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由于工人与职员、特别是与上层职员的政治立场不同，对共产党政权的态度不同以及工人和知识分子职员之间历史形成的隔阂，使工厂的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生产效率不高。针对这种情况，陈云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企业内大量的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这就从理论上界定了职员的劳动者身份，确定了他们与工人的矛盾是劳动者之间的内部矛盾，是管理制度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而工人、职员与日寇、资本家的矛盾才是根本矛盾。他还指出：“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355页）这些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正确处理企业中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企业在经营中片面地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忽视甚至根本无视技术人员的作用，认为地方国营工业没有技术人员也一样生产，因此，在整顿企业中存在着要把技术人员编下去的思想。陈云多次强调，经济建设要重视经济规律，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1949年底，他在全国钢铁会议上指出，全国有技术和管理人员30万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二、关于工农干部要知识化

　　陈云出身贫寒，没上过几年学。但是陈云很早就领悟到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认为革命队伍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需要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需要干部队伍知识化。他本人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成为读书学习的典范。

　　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就提出过“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工农干部知识化”的政策和主张。但研究者对这一政策的研究并不深入，特别是很少将“工农干部知识化”作为党的知识分子理论进行研究，而陈云对此是有精辟的见解和重要的理论贡献的。

　　陈云一贯重视党员干部的学习问题，要求党员干部不放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这在党内外是有名的。纵观陈云的一生，他强调学习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两个方面的，并把文化学习提到与政治理论学习同样的位置。他认为，只有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政治水平，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如此。早在战争年代，陈云就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有过系统的论述；“文革”后，又在党内较早提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陈云重视党员干部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极富远见的。他认为工农干部如果没有文化知识，就谈不上理论的学习，就无法提高和进步。革命战争年代，大多数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甚至很多干部都不识字。针对这种情况，他指出：“将来的红军为了战胜敌人，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必须装备先进的武器，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就需要有文化知识。文化课好比是一把开门的钥匙，没有起码的数学物理知识，就进不了军事技术这科学大门”。（吕黎平：《远见与运筹——陈云在新疆培育红军技术人才纪实》，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1937年5—11月，陈云从苏联回到新疆，从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接回了西路军余部420多人。在等待中央指示的时间里，陈云决定组织部队学习文化，制定了如下学习计划：每天用半天时间学文化，半天时间学政治、军事课程。为了打消战士们的顾虑，他提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靠枪杆子就够了吗？笔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克服轻视笔杆子的思想？怎样摆正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等问题，组织战士进行讨论。从5月到7月，集中进行了文化课的学习，大多数指战员数学达到四则运算和百分数的程度，语文掌握了两三千字，能记笔记、阅读报纸。7月，陈云决定对这部分指战员按照“学校的方式”进行整编，并提出了要求更高的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军事课包括战术和装甲车、汽车、大炮、飞机和坦克；政治课包括中国问题、列宁主义问题和党的历史等；文化课包括中文和英文。陈云利用同盛世才建立的特殊统战关系，提出请新疆军官学校教官和苏联教官帮助西路军学员学习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此后，陈云又进一步提出培养航空技术干部队伍的计划，并陆续遴选出一批优秀学员去学习。在中国红军遭遇挫折、中国革命处于低谷的时期，陈云利用一切机会，使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学习文化知识，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充分体现了他未雨绸缪，为革命队伍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1939年9月，周恩来在新疆接见航空队学员代表时就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6、219、226页）这些人后来在人民军队的空军、炮兵等机械化部队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最后一条即为学习。文中写道：“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文中提出五项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事政治、军事理论和技术以及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还特别强调“文化程度低的党员，首先要长期地进行识字和读书读报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进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143页）

　　陈云把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与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强调政治学习，真是一种大智慧！纵观党的历史，在重大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应该说这与领导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有极大的关系。而领导干部理论政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在延安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期间，陈云看到机关里一些知识分子不在乎业务，整天讲空头政治，就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应该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先做工作，后摸规律”，“卖盐就研究卖盐的问题，卖布就研究卖布的问题”。（《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在此后很多的讲话中，陈云始终坚持政治和文化学习相统一、相结合的观点，提出“文化与政治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没有文化，政治水平很难提高，不能看得远，只看到目前，只看到陕北。这不行，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革命是革不成功的”。（《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7—178页）他写于1939年12月的《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发表的讲话，都反复强调各级领导特别是老干部，要利用延安相对和平的时期，以身作则，学革命理论，学文化知识。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闹革命和行军打仗为主旋律的环境中，在很多人不重视文化学习，甚至以出身苦、没文化为荣的情况下，陈云所坚持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

　　陈云始终要求党的干部要善于学习，获得学习的能力和在实践中学习新知识，以胜任新任务。他在延安从事经济工作时，针对一些党的干部轻视经济、技术工作的现象，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门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地学习，并熟练自己的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在东北工作时期，陈云强调“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27、366—367页。）

　　1951年4月，陈云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财经问题发表讲话，举例说明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必须学习经济建设知识、掌握经济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才能胜任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重任。他说：“解放前，我们在太行山区修过铁路，事先没有勘察设计好，从两头修起，修到中间碰上一座大山，过不去，后来又拆掉了……解放后，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尔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他还特别以第一汽车厂的选址为例，根据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条件考察，一汽厂址经过从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等地的争论，最后定在东北的长春，说明革命成功了，共产党人搞经济建设，会遇到很多外行的事情。怎么办呢？陈云指出：“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133页）

　　三、关于善于发现和爱护人才

　　人才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人才是各种各样的，共产党的队伍里有大量的人才，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才。因此，陈云提出：“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他不仅十分注意党的干部的知识化，对于革命队伍之外的知识分子也高度重视，倍加珍惜和爱护。1938年9月，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演讲，提出干部政策的12字箴言，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109—122页）他认为，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干大事业，必须要讲用人之道。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各种各样的干部。提出了解和评价一个人时，应对他有一个根本的估计，看到不足，也要看到长处，并用其所长，这样在使用时才不会犯错误。“气量大”，是针对党内一些人要求革命队伍纯而又纯的不切实际的主张提出的。陈云指出，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因此，陈云要求革命队伍要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指出“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只有把各种人才都吸引到共产党的周围，才能取得伟大事业的成功。关于“爱护人”，陈云提出共产党要珍惜干部的政治生命，爱护党员应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对于有冤屈的干部，要想方设法弄清问题的真相，“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做对于革命有利”。（同上书，第113、120、121页）

　　1940年前后，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紧张的时期，而陈云却依然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事业，关心科技人员。1939年12月，他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召开的自然科学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员是后方万不可缺少的，抗战中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1940年2月5日，在延安“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陈云又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自然科学家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可以大大发展的”。（《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2、322页）

　　陈云很关心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在地下工作中，特别是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时，经常给知识分子以细微具体的教导和帮助，更多地在政治上给予关心。延安时期，“红色科学家”高士其、进步知识分子何穆和陈学昭夫妇，都是在陈云的直接帮助下走向革命的。高、何二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何穆和陈学昭夫妇来到延安后又要离开，陈云非但没有对他们产生偏见，反而和李富春一起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允许其暂时出去，给以任务（请医生，买器具，弄一个好医院）”。他在为他们送行时说：“你们两人来了，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也欢送，你们出去以后有什么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延安时期，著名作家丁玲的自首问题，也是在陈云的主持下得以澄清的。（《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281、295页）

　　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期间，陈云在充分肯定各类企业中职员特别是高级职员，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同时，也提出要对他们进行改造，既要改造他们的思想和立场，也要改造他们对劳动、对工人的态度和管理方法，使之适应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的环境，与工人阶级一道，共同建设新中国。（《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陈云不仅要求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给以信任，在工作上放手使用，还总是十分关注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问题，提出在生活待遇上，脑力劳动者要高于体力劳动者。

　　东北解放后，如何使用工矿企业中的旧职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关系到解放战争的全局。陈云反复强调，工矿企业中，除了极少数持敌对立场的上层职员，大多数技术人员都是企业发展的依靠力量。陈云提出：“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同上书，第355页）

　　1949年底，陈云从东北考察团的同志那里了解到，东北的技术人员不如上海那样被重视，引起他的注意。12月25日，他在全国钢铁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特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特别提出“对技术人员要采取信任的态度，在物质上也应有必要的保证，不要使他们有家庭之累”。他还针对东北地区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特别是技师不足的问题，要求“必须提高技师工资，适当安置技师的职务”，以保证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6页）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事业和知识分子工作都受到严重破坏，给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提出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1982年7月1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信中，提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重要论断，并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313页）这封信直接促进了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待遇的提高。事实反复证明，科技水平提高了，生产发展了，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受益，而平均主义只能导致贫穷和落后。

　　陈云学历不高，没有接受过正规完整的现代教育，是工人出身的革命者。但他生长在江南富庶通衢之乡的上海青浦，传统文化深厚，又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早年又在倡导科学、民主的文化催生之所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因此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在那里，他与各类知识分子接触，了解和认识到知识能够使人进步、增长才干，深刻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以及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是他高度重视党的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现代化，并终其一生坚持这一观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党成立后的80多年里，多次调整过知识分子政策，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形成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反之，就会出现偏差。陈云之所以能够始终坚持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判断，主要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

　　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全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党员干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这一提法已成为历史。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问题在今天也仍然不是一个已完全解决好的问题。世界的飞速发展，对于干部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势下，重温陈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其精神实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显现出其超越时代的真理性。这正是我们今天学习陈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论述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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