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多次冲破各种阻挠，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以图缓解灾荒。1959年6月，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想到了陈云。他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到了要陈云出山的时候了。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当处境改善以后，陈云不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地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为了弄清灾情，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陈云先后到河北、安徽等地，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考察，陈云对灾情的严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为解决粮食和其他生活消费品全面紧张，缓解已经出现的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局面，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首倡并领导进口粮食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60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每年出口相当数量的粮食，以换取外汇，加快工业化进程。然而，为应对突发的灾荒，陈云提出的第一个应急之策就是进口粮食。

　　（一）首倡进口粮食

　　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发现粮食生产短期不可能恢复。在很难渡过饥荒的情况下，陈云考虑进口粮食问题。当时，提出这一意见是有风险的。因为过去我们把进口粮食同“卖国贼”、“修正主义”相联系；特别是在“大跃进”中，中国曾向全世界宣布粮食过关了。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但是，不进口粮食，饥荒就不能迅速缓解，人民就要挨饿。因此，陈云大胆主张进口粮食。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 年11 月29 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 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李先念在信的末尾，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 运输来不及， 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周恩来于12 月5 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 月12 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蒋冠庄、高敬增：《李先念呕心赈粮荒——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百年潮》2008年第1期。

　　为了迅速而有效地缓解粮食紧张状况，陈云主张“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页。陈云的意见为中央所接受。因此，粮食进口的规模迅速扩大。中央同意进口粮食以后，开始考虑进口50 万吨。1960 年12月底，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 万吨。1961 年1 月19 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同外商谈判中已有把握签订进口200 万吨的合同，如能进口400 万吨粮食，那么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蒋冠庄、高敬增：《李先念呕心赈粮荒——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百年潮》2008年第1期。 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赵发生：《忆陈云同志对粮食工作的指导》，《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为降低粮食进口成本，陈云还提议通过第三国转口美国粮食。当时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供应国，报价也较低，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选择进口国时有意回避。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宣传（本国）自然灾害，“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空气；可能还要涨价”。《先念同志关于农产品收购价格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61年7月6日。这将可能会提高我国1961年下半年和来年的购粮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陈云考虑到经济上的合理性，认为国家宝贵的外汇应当精打细算地使用。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页。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在对待进口粮食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完全一致的。1961年5月30日，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指出：“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刘武生：《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七千人大会时，有人还在大谈“大跃进”的成绩。在分组开会时，有一个发言，提出不要进口粮食，从国内解决。这个发言登了内部简报。陈云看到后，马上提出，粮食部应该有人发言，讲明进口粮食在现时的必要性。粮食部经过研究，决定由副部长杨少桥在财贸口小组会上作了必须进口粮食的发言，从粮食产、购、销、调、存及国民经济的有关方面，说明必须进口一部分粮食，弥补当时国内粮食的不足，并登了简报，发到七千人大会各组，以统一认识。《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259页。

　　（二）指导进口粮食的接卸工作

　　由于灾情来势凶猛，能否把进口粮食及时运到缺粮地区就成为性命攸关的大事；同时，当时港口的吞吐和运输能力都很薄弱，因此，进口粮食的接卸、转运困难很多。

　　为了安排好进口粮的接卸工作，1961年2月，陈云不顾身体虚弱，到天津新港码头调查、指导进口粮食的接卸工作。针对出现的问题，陈云于2月 11日写信给周恩来：“新港码头去看了一下，估计外国轮船可能不同意我们用铁‘抓斗’，因为容易碰坏船。这次捷克船就碰坏了三处，修好后出港。不用铁‘抓斗’，就用‘帆布抓斗’，由于不能自动化的‘抓’、‘放’，工效差百分之五十，这就可能延长卸粮时间。但熟练后工效也有可能略有提高。河北省和天津市都用了很大力量在对付港口工作，要求粮食来后早卸。”周恩来也十分重视这件事，第二天就将陈云的信批送刘少奇、彭真、谭震林阅。《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6、1227页。陈云亲自过问并亲临视察到港粮食的卸船和接运情况，可见他对进口粮食工作的重视和细心。

　　使用“帆布抓斗”，虽然减少了撒漏，但“帆布抓斗”速度较慢。后经沈鸿和粮食部的傅立民共同研究，突击抢制出了真空吸粮机，把粮食从船上吸出来。杨少桥：《为民食竭尽心力》，《伟大的人民公仆 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另外，中国在订货时也要求外方提供真空吸粮机。这就不仅克服了粮食撒漏现象，而且卸运速度大为加快。由于陈云关注关键的细节，推动了粮食接卸工作的重大改进。

　　（三）为进口粮食筹措外汇

　　我国在1961年合计购买了580多万吨粮食，需4亿美元的外汇，占当年国家进口总额三成左右。而1960年的国家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在此之前，中国是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一出一进，外汇紧张状况顿显。为保证粮食进口，陈云筹划多渠道开源节流的办法筹措外汇。

　　当时，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不容易，农副产品则不同，深受海外华人喜爱，销路有保证。而且这些产品生产周期短、见效快。当时，一些灾区因为粮食紧张，把一切可吃的东西如核桃、杏仁、枣仁、黑白瓜子甚至甘草之类的中药材，统统拿来顶粮食吃，因而减少了这些产品的出口。针对这种状况，陈云指出“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的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1961年，国家硬是从牙缝里，挤出309亿元的农副产品出口。曲韵：《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对外贸易的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4 期。

　　陈云还主张通过减少居民衣着消费来支持粮食进口。当时城乡居民的布票已经很少，穿衣已很成问题。有人提出要改善居民穿衣问题。针对这一糊涂认识，陈云指出“吃饭比穿衣重要”这个简单的道理，坚决把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他说“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十亿斤粮食”。《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通过粮食进口，国家在解城市粮食供应“燃眉之急”的同时，减少了对农村的粮食征购，从而有效缓解了城乡粮食紧张局面。

　　二、 精简城镇人口

　　精简城镇人口，是当时救灾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之一。受“大跃进”中浮夸风的影响，各级政府一度对1958年及以后的粮食产量作了盲目乐观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致使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最大恶果是对商品粮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在1959年、1960年两年粮食产量连续减产的情况下，粮食净征购量仍然提高到占粮食总产量的28％和2l％，远高于1957年174％的水平。《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页。高征购使农民口粮普遍严重不足。

　　陈云一贯主张限制农村劳动力盲目来到城市。早在1959年4月，陈云就明确提出，要把从农村多招的工人精简回农村去。他在给中央财经小组的信中指出，要认真精简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企业增加职工，就要随之增加购买力。在农村增加劳动力，相应地增加购买力并不可怕，因为同时会增加一些农副产品的供应数量。《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尽管形势严峻，但大规模精简职工毕竟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的倒退。特别是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几年来习惯于铺摊子，提高指标，对存在的困难认识不足，对精简人口仍然下不了大的决心，还在等待观望，缺乏得力措施。以致有些下面的厂长议论道：“调整减人，举棋不定，思想混乱，工作被动”。《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页。另一方面，把生活在条件较为优越的城镇人口精简到农村，许多被精简人员也很不情愿。

　　针对上述情况，陈云做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工作。1961年5月31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发表重要讲话，精辟论述了动员部分城市人口下乡的重要性，建议全党把这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他强调：“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陈云进一步分析道：“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一百五十斤粮食，下去一千万人就是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三十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斤。”他还指出，工人回乡，总可以生产出一些东西出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陈云的讲话，使与会者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必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坚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决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要在1960年年底1 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1961年内争取至少减1000万人，1962年至少800万人，1963年上半年扫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413页。

　　1962年初，灾情有所缓解，有的领导干部对精简职工必要性的认识有所动摇；同时，这一时期需要精简的职工已在城市长期居住，对回到农村有较强的抵触情绪。针对这些情况，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强调指出：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要精简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是城里人，现在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陈云的观点鲜明有力，推动了精简工作的深入开展。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苏维民：《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和职工》，《百年潮》2008年第10期。由于城镇人口减少，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农民留粮水平由1961年的人均154公斤（贸易粮，下同），增加到1962年的162公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页。这对于缓解农村灾情具有重大意义。

　　三、救济城镇人口

　　1960年下半年以后，农村灾情逐步暴露。这样，国家已不可能从农村征购到足够的粮食供应城市居民。因此，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饥馑由农村向城市蔓延。面对这种局面，陈云十分担忧。他认为，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6000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为此，陈云提出了一些应对办法。

　　针对城市居民中浮肿病人增多的情况，陈云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他认为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

　　陈云经过计算，认为，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亿斤左右，1961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口中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四）》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696页。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的营养水平。陈云提出，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1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陈云还设想，除了每人半斤鱼，到1963年年底，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以增加半斤肉。他根据姚依林提供的情况说，今年计划收购1200万头猪，每头按60斤净肉计算，共有7亿多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这样，鱼、肉两项，5口之家一月就有5斤。《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四、调整党的农村政策

　　三年困难时期灾荒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克服灾荒，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政策调整建议。

　　（一）减少提取农业剩余

　　第一，减少粮食征购和提高粮价。

　　受浮夸风影响，许多地方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了超额征购。在实行统购统销之后，按正常的征购率，中国农村居民的留粮也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在粮食产量下降的情况下，高征购率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面对这种局面，陈云指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陈云强调，由于各地灾荒严重，要继续挖农民口粮，当时只能向高产的省、专区和县要，向高产的社、队要。陈云指出，向他们多要，一年还可以，长期下去不行。像黑龙江、杭嘉湖等商品粮产区，如果长期吃粮标准很低，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全国高产县并不多，浙江省有 23 个县，担负了全省征购粮总数的74％。江苏省苏州专区 6 个县，征购 12 亿斤稻谷，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主要靠这个专区。把这些高产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他指出，再挖下去，农民口粮不够，人会把饲料拿来吃掉，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对农业的损失就太大了。（当时农村主要依靠大牲口耕作）陈云还指出，再挖农民口粮，经济作物产量也会继续下降。他说，向农村征购的粮食多，销售的粮食少，农民吃不饱，管你棉花不棉花，管你发多少布票，为了吃饭，就会挤掉经济作物。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央的赞同。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这一个粮食年度，征购粮食的实际数是679亿斤（贸易粮，下同），比上一个年度（即1960年7月1日到1961年6月30日）实际征购数837亿斤，减少158亿斤，折合原粮190亿斤，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少缴售30多斤，相当于每人一个月的口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962年7月28日。

　　第二，提高粮食价格。

　　在“大跃进”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显著扩大。据有关专家研究，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幅度，由1957年的197％上升到1960年的459％。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不断扩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起到从农村持续抽血的作用，削弱了农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为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陈云主张提高粮价。在196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指定以陈云为首成立粮价问题小组，研究提高粮价问题。粮价问题小组包括国家计委、财贸办公室、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有关人员。

　　1961年1月，陈云主持起草粮价问题小组给中央的报告。指出现行粮食收购价格需要提高。具体方案是，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各地区提价幅度有所不同），连同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共计提高25％。在粮食收购价提高20％以后，农民将增加购买力10亿元。”《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1961年1月15日。中央很快于1961年1月15日批准了该报告。

　　除提高粮食收购价，国家还相继提高了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据统计：“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3％，其中粮食提高361％，经济作物提高147％，畜产品提高316％，其他农副产品提高409％。”朱荣等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民在1961年和1962年增加的收益，共约64亿元左右。”《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大跃进”运动中，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平均主义泛滥，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查研究，陈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陈云指出：“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要增产，第一靠政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6页。

　　第一，建议为农民留足自留地。

　　在青浦的调查中，陈云发现，与当时集体经济活力不足相比，自留地有着相对较高的收成。陈云指出，自留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祖祖辈辈农民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看着，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地，生产队只按计划生产的那几种作物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社员的各种需要的。陈云感慨道：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肖冬连：《共和国年轮1961》，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调查结束后，陈云向中央写了题为《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陈云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 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留地实际上成为农民的保命地。陈云关于留足自留地的主张，促进了农民自留地的恢复。这对于尽快走出灾荒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主张母猪私养。

　　“大跃进”时期，农民私人养猪被看作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屡次被禁止。但是，集体养猪，由于激励不足，很快出现产量、质量下降的问题。据统计，全国生猪的存栏数由1957年的14589万头下降到1960年的8226万头。《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页。例如，当时上海不准农民私养母猪，把农民养的母猪都作价（实际是无偿）收归集体饲养，还把这一条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

　　在1961年青浦的调查中，陈云就养猪问题作专门调研。他发现，无论公猪母猪，公养私养，农民的积极性截然不同。公养猪死亡多，苗猪死亡率高达89%，长肉少，积肥少，浪费稻草，浪费劳动力。私养猪则相反，死亡少，长肉多，积肥多，节省稻草和劳动力，一头母猪一年可赚200元。农民私养母猪，就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就像对婴儿一样关心，垫圈时夏天垫青草，冬天垫干草，饲料搭配讲究，母猪保胎保得好。《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2页。

　　陈云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决主张把母猪迅速给农民私养。他在给中央写的题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事实告诉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第三，提议实行包产到户。

　　在三年困难时期，鉴于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为了度荒，一些地区试办了包产到户（也被称为责任田）。

　　陈云对农村生产关系十分关注。1961年，他在调查时，有老农向他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田间管理。这事引起陈云的深思。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杭州休养时，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非常重视。认为这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陈云决定向毛泽东直接建言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认识。尤其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的政策，虽同意进行局部调整，但总体上仍是肯定的。对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意见，政治风险无疑是很大的。因此，一些人曾经劝陈云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但陈云鲜明地表示：“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参见孙业礼等：《陈云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01页。

　　1962年6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就包产到户问题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他与毛泽东谈话，“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张晋藩等：《国史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毛泽东在谈话时虽然没有表态，但事后严厉批评这种意见是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陈云等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为刮“单干风”，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错误。陈云因此遭到了长时期的冷遇，离开了最高决策层和实际工作岗位。

　　三年困难时期，很多救灾措施是第一次实施，党和政府救灾工作的经验也很不足。陈云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细致地做工作，使各项救灾措施能够较为平稳、顺利地实施。

　　今天，我们纪念陈云，就应当学习他重视民生的态度、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注重细节的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