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给世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执政党的党风和廉政建设思想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提出后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时至今日仍然闪耀着熠熠的理论光辉。

　　一、“执政党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论断的提出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党风正，党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党风不正，党的形象就会受到破坏，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丧失。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长期奋斗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然而，“十年内乱”期间，党的优良作风受到极大的破坏。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同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消极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涌了进来，加上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漏洞，以及尚未彻底根除的封建糟粕遗毒，都给违法乱纪活动留下了可乘之机，使党风和社会风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党性不强的弱点暴露出来，他们经受不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很快就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

　　上述现象引起了陈云的高度关注，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需要引起全党的充分重视，搞不好还会直接危到党的执政地位。为此，1980年11月，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1983年10月，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特别分析了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存在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一是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变化。“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二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为此，他多次警示全党：“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并强调“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并敦促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及老党员老干部都要提高对党风建设的重视。

　　这一论断的提出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邓小平曾指出：“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359页。这一论断更标志着我们党在党风问题认识上的一个新起点，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一些党员在党风问题上不以为然、掉以轻心的精神状态，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推进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后，这一政治论断作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指导方法，永久地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史册。

　　二、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云有关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端正党风，应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

　　陈云认为，许多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他曾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党员，甚至多年的老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自己顶不住，一下子就卷进去了，跟着跑，跟着干，这是什么原因？这些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从党的建设的角度，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党性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要使党员牢固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自觉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根本目标要求是不断提高党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和创造性，从而进一步增强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提高拒腐抗变能力。

　　陈云认为，要端正党风，还需在思想上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还相对较软，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各种歪风邪气的滋生和蔓延。为此，陈云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此后，他又在不同的场合进一步指出：“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二）端正党风，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案件表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总是盯着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把他们作为拉拢腐蚀的主要对象。而一些意志薄弱、立场动摇的党员领导干部往往成为经济犯罪分子的俘虏，与他们同流合污，以权谋私，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整顿党风、反对腐败必须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为此，陈云认为，端正党风，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针对党风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陈云要求全党给予认真注意，而不要掉以轻心。他说，整顿党风这件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352页。

　　（三）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如何提高干部的素质，陈云最强调的是“学习”。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不同时期多次强调，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延安时期，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就提出“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他又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文章中提出，党员不仅要把学习理论作为一种任务，而且要把它作为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90页。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还强调要学习中国历史。读史使人明智，陈云深知其理。他指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此外，他还强调要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经济知识以及资本主义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等。

　　（四）端正党风应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和监督机制，对腐败分子严惩不贷，并追究相关纪检部门的责任

　　陈云深知，反对和预防腐败，制度是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在他的支持和大力推动下，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1980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打击走私活动的指示》（198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84年12月3日）、中纪委《关于坚决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通知》（198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1985年5月23日）等一大批有关预防和惩处腐败的规定，使反腐败的制度化建设得到大大加强。

　　陈云对于违法乱纪行为深恶痛绝。在建国初期的“三反”过程中，他负责的财经系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陈云提出：案件要适当处理，必要的进行公审或处以死刑。要“建立制度加以贯彻，巩固纪律。”《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85页。改革开放后，针对新形势下的腐败现象，陈云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73—274页。1983年10月，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332页。1985年9月24日，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他又提出：“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原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等一大批人和一大批案件得到了严肃处理。除了主张严惩腐败分子，陈云还首次提出了腐败连带责任制的思想，他认为：“有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事，违法乱纪的事，如果仅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行为，那是个人问题，但是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否则，“就丧失了党的立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三、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陈云在中国革命、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针对改革开放后党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提出了端正党风的一系列思想和举措，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已经成为全党共识

　　江泽民曾指出：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等著名论断，应该成为全党同志的座右铭。在《陈云文选》（1—3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6月14日。此后这一论断在历次中央全会都收到高度重视：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143页。党的十八大提出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人民日报》2013年7月14日。，表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

　　（二）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已经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方面

　　陈云提出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并强调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习”，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他的这一思想对当前的干部队伍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国内外一系列新问题带来的新挑战，都需要领导干部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党的十八大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习近平也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学习》、《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要求》等文章中强调干部学习，提高本领和素质。

　　（三）高级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中的榜样作用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惩治腐败的任务愈加繁重，惩治腐败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在令人痛心的反贪“成果”表中，更令人痛心的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纷纷落马：最高院的原副院长黄松有、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他们的罪名都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生活腐化堕落。最终，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曾经的“人民公仆”沦为阶下囚。而如果我们再翻开近年来中央全会的议程时，又总是会看到这样的文字：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许运鸿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决定，撤销许运鸿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鉴于许运鸿的有些问题涉嫌触犯刑律，由司法机关对其依法处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0—581页。十六届四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田凤山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田凤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04年9月20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3日。中共十八大以来，短短1年多的时间，中国省部级以上高官被查处的达16位之多。《中共出台反腐“五年规划”“打老虎”将有更强顶层设计》，新华网http://politicsgmwcn/2013—12/26/content_9928397htm。从最开始的李春城，到后来的李东生，不禁令人想到陈云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反复强调的：“端正党风，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是何等的重要！

　　（四）防范与惩治并举的综合反腐，已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总体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党风廉政教育和宣传日益深化。1983年中央纪委专门成立教育室，绝大多数省、市级纪委和部分县纪委也先后成立了抓党纪教育工作的专门机构，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1990年8月，中央纪委下发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风党纪教育工作纲要（试行）》，明确了党风党纪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内容、形式和方法以及纪检机关对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党风党纪教育的工作任务，使党风党纪教育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2008年5月13日，党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发［2008］9号），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工作规划》对加强组织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加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与此同时，反腐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1986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防止和惩治干部腐败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包括：《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中纪委，1987年）；《共产党员在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中纪委，1988年）；《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198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1989年）；《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党中央，1994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1995年）。尤其是2005年1月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通过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对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惩治和预防腐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反腐任务还十分艰巨，反腐的道路还布满荆棘。虽然在对腐败的防范、监督和治理上，我国还需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方法、推出新的举措，但这一综合反腐的总体思路无疑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这一思路也无疑是对包括陈云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党的建设思想，尤其是党风建设思想的贯彻落实和丰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