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这个评价是科学的恰如其分的。本文就是以党的历史发展重要时期为节点，具体描述陈云是怎样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以展示陈云的远见卓识和杰出才能。

　　一、陈云在对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无人替代

　　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个体农业，主要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重点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过渡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从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逐步向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过渡，并成功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因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引起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是从总体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

　　我们知道，在三大改造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农业改造上，工商业改造主要靠陈云。

　　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切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创造了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的外部条件。

　　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由于建设规模宏大，基本建设投资在1953年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即从435600亿元猛增到904400亿元。随着而来的是就业人口大增以及城市和工业对粮食的需要量大增，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量增加，投机商在自由市场推波助澜，粮食问题一下子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时遇到的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如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妨碍和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毛泽东要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陈云分析了粮食问题上的四种关系，认为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控制私商，调整内部关系等四项办法。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工业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把陈云的四项办法确定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此形成。把陈云不仅是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决策者，而且是部署与落实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指挥者。

　　粮食统购统销之后，紧接着是食油。陈云在1953年 11月13为中财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目前食油供应的情况是紧张的，……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较长期带根本性的困难问题。” 中财委关于目前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的报告。他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1月14日清晨，陈云致信毛泽东汇报中财委讨论食油问题的情况。信中说：“食油问题，大家认为必须计划收购，同时也认为必须计划供应。”毛泽东批准了这些文件。11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食油统购统销的决策，紧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出台了。此前，根据陈云的提起议，中财委决定自1951年1月4日起，凡公私纱厂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在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时，陈云已感到棉布也存在着供不应求的问题，光控制棉纱已经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把棉花、棉布的购销控制起来，提出“棉布的统销问题”。1954年7月，中央批准了陈云的这个建议。由此可见，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陈云起了决定性作用。

　　从统购统销对“三大改造”作用来看，一是国家掌握了主要农副产品货源和轻纺工业原料及重要出口物资，不仅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而且切断了城市资本主义从农村获得货源和轻纺工业原料来源，迫使私营企业接受国家加工订货；二是供销社向农民预购重要农牧商品，发放预购定金，签订购销合同或协议，有利于逐步把小农经济、个体农民生产销售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三是由于国家掌握货源和销售市场，不仅有利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且从外部环境上迫使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接受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其次，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方面陈云起了鼓励和推动作用。

　　陈云指出，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是私营企业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他说：合营企业实行“四马分肥”，这种办法对资本家有利，资本未动，可以分红, 对企业发展也有利。对私改造不能停留在加工订货上，因为加工订货私企旱涝保收，不愿意降低成本，资本家还会用增加工资办法来提高成本（当时加工费是按生产成本加利润率计算的)。为此，要按全行业统筹安排，按全行业公私合营，认为这是合适的，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对私改造有两种办法，即“四马分肥”和拿定息办法。公私合营后，按社会主义章程办事，上有国家计划指导，下有工人群众支持，资本家只是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企业，而且有能力的资方人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他要求加强对党政干部、私企职工、资方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教育。他还要求各部长、各局长亲自抓对私改造工作，无疑地对改造工作起了催化促进作用。

　　最后，陈云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负总责并提出了具体方案。1956年1月25日，陈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要立即着手进行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工作。他提出，刚合营时，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暂时不变。对“东来顺”、“全聚德”要保持原汁原味，不能丢掉原风味特色。7月21日，他在各省市区商业厅局长会议上提出，在商业领域要成立各种专业公司，要让资方有能力人员参加进来，要利用资本家的长处。11 月28日，他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干部大会上提出了对私改造实行赎买而不采取没收的理由：第一，私企主要是生产轻纺产品，有了它可以稳定物价，与农产品交换，可以巩固工农联盟。采取赎买有利于恢复经济，要是没收会造成停滞、减产和工人失业；第二，给私人资本五厘定息，让私人资本有个准备时期，工人可以发挥积极性，使国家对私企进行合理改组；第三，资方人员多是有技术和管理知识的，采取赎买政策，有利于团结、教育、改造他们；第四，和平改造可以避免引起混乱，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二、陈云的调查研究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8年秋冬季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不少乱子。毛泽东较早通过初步调查觉察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从这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央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可惜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发生了大的反复。在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口号下，新的跃进高潮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进一步弄清国内情况和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在全会召开前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已经之风”。他提出工作中要做到三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此前，陈云已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杭州、南京等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活动。1961年下半年，他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业进行了调查。对煤炭和冶金工业的调查是在196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简称“工业八条”）颁布之后。在当时，工业调整，首先必须解决煤炭和冶金问题，解决了这两大问题，困难的局面才可以扭转。因篇幅关系，这里仅介绍煤炭调查一例。

　　陈云认为，搞调查研究，要做两个方面工作，一个是派工作组下去进行独立调查研究。另一个是以部为单位，先开小型座谈会，召集五六个单位或工厂的人员，请有关各部也参加，听汇报发言。煤炭工业座谈会就是采取后一种方法。陈云9次出席在西颐宾馆召开的煤炭工作座谈会，研究煤炭指标、煤炭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以及煤炭职工生活问题。10月14日至11月3日，他又在北京香山主持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

　　当时，由于“大跃进”超越了客观的可能，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从1960年5月以后, 煤炭产量不断下降。1960年下半年平均日产量为63万吨，1961年上半年下降为52万吨,到下半年又下降到44万吨。煤炭产量的下降已严重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煤炭工业座谈会，又称香山会议，共开了21天。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国家经委副主任宋养初和阳泉(闫武宏)、开滦(刘辉)、平顶山(杨展)、阜新(许在廉)、鸡西(王友山)、淄博(于福泉)6个矿务局的党委书记，以及煤炭部和有关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

　　针对“大跃进”期间，特别是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以后，一些同志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的情况，陈云在座谈会开始就首先说明:这是调查研究的座谈会，讨论可以得出共同的意见，也可以得出不同的意见，即使是共同的意见今天也不作决定。大家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薄一波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陈云又进一步指出：是不是要抓辫子呢？我看是要抓的。今天不抓，将来出了问题还是要抓的。我们必须准备抓辫子。但不怕抓辫子。革命总是有对有错。好事讲不坏，坏事讲不好。见了面只是哈哈哈，革命会大势已去。革命是讲道理的，真理不能说成错误，错误也不能说成真理。一看就对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在陈云的鼓励下，大家畅所欲言，对规章制度的破立、指标过高、工资奖励、 职工生活困难、队伍不稳定、技术人员政策不落实等许多重要方针政策，讲了自己的看法。陈云听后对大家说：工作中犯些错误是难免的，许多事情没经历过就容易出问题，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客观地看问题，否则，今后还会重犯错误。 陈云很注意引导大家正确认识错误的性质。他说：我们究竟是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做坏事出于本心还是方法不对？我们在农村推广密植等都是好心，但方法不对。我们是好人有缺点。陈云的话使与会同志在认识上、思想方法上受到很大启发。在当时的困境中，大家不但没有垂头丧气，反而通过座谈提高了信心。

　　在听了6个矿务局和张霖之的汇报以后，陈云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18 个专题。这18个专题是：3年来煤炭产量上升的原因；产量下降的原因；现有多大生产能力；要做到正规循环作业应具备什么条件；机修的内修和外修；安全；哪些规章是必要的；群众运动有哪些好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好处和缺点；计件工资到底好不好；粮食奖励如何搞法；粮食品种；蔬菜和一斤油的问题如何保证；住在农村的家属粮食定量不够的问题；技术人员问题；赔本问题如何解决；怎样理解大中小；煤炭能够搞多少等问题。

　　经过准备，座谈会于10月23日开始讨论专题。 在专题讨论中，大家从各方面分析研究了煤炭生产在“大跃进”中迅速上升和以后又大幅度下降的原因。陈云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后指出：3年来煤炭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老矿井挖掘了潜力，占增产部分的一半以上；新矿井投入生产的比较多，约占增产部分的1/3；还开了一些“卫星井”，约占增产部分的1/10。这3年煤矿的机械化水平有所提高，技术革新有一定成效，工人的干劲很大，这些都对煤炭的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煤炭是用不适当的方法开采出来的，带来了许多“后遗症”。

　　煤炭产量后来又大幅度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结果造成采掘失调、设备失修、一部分设备带病运转、材料设备供应不足。同时职工生活水平降低影响体质和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工人的流动性增加。管理混乱思想工作差干部作风不好等等也是煤炭产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座谈会全面地、中肯地找出了煤炭工业当时问题的症结所在，使整个行业的调整，有了明确的方向和良好的开端。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逐步深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领导、支持下，调整了煤炭的生产指标，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精简了人员，对煤矿工人实行酒、肉、粮食的特殊供应，甚至采取“开仓保煤”的果断措施，使煤炭工业逐步走上了巩固、充实、提高的轨道。

　　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自始至终是座谈讨论的主要内容。陈云在座谈会上对大家说：要做事后诸葛亮，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在听取汇报和讨论专题中，陈云有不少插话。比如，他说：“拟定计划指标，要看各方面的条件，有多少能力，就搞多少，不能凭主观愿望。”“计划指标和物资供应在煤炭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煤炭工业和其他部门之间，绝不能搞‘恶性循环’。如果有了缺口，指标再向上提，缺口愈来愈大；向下降，缺口愈来愈小。向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下降，在按比例的条件下向前发展。过去几年，指标高，物资少，生产吃老本，基建不配套。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摊子太大，又不下决心下马”。在谈到关于企业管理问题时，他说：党委要集中精力处理重大问题，把党管好。要克服党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如包揽行政事务，规章制度破多立少，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鼓励，强调所谓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尊重技术人员等等。关于规章制度问题，陈云指出，搞生产没有规章制度不行，要把不应该废弛而废弛了的规章制度统统恢复起来。过去的规章制度，好的东西要保留，有缺点的要去掉。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1961年煤炭工业座谈会总结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陈云的精辟见解，不仅对煤炭工业的调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

　　三、陈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独特贡献

　　1979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年，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这时的中国，已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走出来，获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政治局面的初步安定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们普遍存在的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愿望，急于大干快上，要求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使原本已存在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有的还有所加剧。

　　1979年初，针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就有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陈云两次作出批示：对计划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缓建某些项目。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再次阐述自己对经济工作的看法。信中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并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 参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修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会上，陈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他关于经济建设的一贯主张，即要把“事实”搞清楚，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明确提出：“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陈云坚决地表示，进行这次经济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的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邓小平在讲话中也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要下决心调整。陈云、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会议初步形成了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并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讨论决定。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决定在前两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4月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专门讨论经济调整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调整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即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决策及新“八字方针”。调整方针的确定，是当时经济工作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不及时提出这个问题，或者再晚一年等大批新项目上马后再来调整，损失就要大得多，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1980年的经济调整工作依然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那年初，提出制定十年规划后，一些人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有所抬头。基本建设规模为550亿元，规模过大，而停缓建的项目压缩幅度很小，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新上马的项目，有相当多的属于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财政收支很不平衡，导致货币量发行过大，物价上涨过多。如何控制通货膨胀和避免经济工作长期徘徊不前，成为中央领导工作的当务之急。

　　11月28日，国务院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汇报1981年国民经济调整的设想。陈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意见：“基本建设控制在320亿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一毛不拔，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还说：“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 邓小平表示“赞同陈云同志意见”。他说：“要退”，“退得够一点，也许前进的时间来得快一点”。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1981年调整的意见，1980年11月28日。

　　为了进一步贯彻新“八字方针”，加深人们对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改变调整工作进展迟缓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2月16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工作。按照邓小平的要求，陈云在开幕式上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这就是对调整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十四条意见”。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绩和缺点；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引进项目必须集体商量；要节省外汇；在保证粮食逐步增长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作物等等。他特别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陈云最后强调：“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82页。

　　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讲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这次调整，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并说：陈云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教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邓小平后来评价这次会议时说：“经济工作，应该说，我们真正的转折是1980年那次调整会议，在那次前，客观地说，我们还是那种‘左’的东西，那次会议真正是一个拨乱反正”，“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

　　1980年10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为宣传新“八字方针”和陈云的经济思想，编辑出版了《陈云文稿（1956年—1962年）》，收入陈云23篇著作，约12万字。先在党内发行，收到广大干部热烈欢迎，印数达到920万册。《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8页。

　　综上所述，陈云在党的历史发展重要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诸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目的, 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搞建设；在生产和生活的安排上，要首先照顾占人口80%的农民；在生产和建设的关系上，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以及要注重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求得国民经济持续地按比例发展，等等，都是从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的深刻分析中得出来的，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