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和平环境下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大会。在既往的中共八大研究中，学界对陈云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成就关注较多，研究比较充分，取得的成果也颇多。但对作为选举工作委员会第一召集人的陈云在中共八大选举中的贡献和作用则关注不够，鲜有成果问世。陈云除参与三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外，主持研究八大选举和中央机构的选举形式，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二十人委员会的第一召集人。他为提出比较合适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但分析没有具体展开。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7页。其实，选举中央委员会，是中共八大的重要议程之一。选出一届众望所归、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中央领导群体，不仅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盼，更是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选举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精心筹划，周密部署，确保了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其中选举的总原则和方针，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定的。而落实这些原则和方针，则是由选举工作委员会第一召集人陈云和第二召集人邓小平来组织完成的。鉴于此，本文在充分挖掘史料、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云在中共八大选举中的历史性贡献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敢于担当，挑起领导选举工作的重任

　　历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都是会内会外关注的焦点，因为这是观察中国以后若干年政治动向的最重要依据。那么，如何才能选出一届素质高、能力强、结构科学合理的中央委员会，不仅全党期盼、代表关注，更为中央领导所重视。在筹备八大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将选举作为八大准备工作的“三大工程”“三大工程”，是指中共八大文件起草、选举和大会发言。之一，给予高度重视，精心指导，从而为八大选出了一届众望所归、德才兼备的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鉴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完成的，提交给八大的是一份等额候选人名单，八大正式选举只是分出委员与候补委员，以及按得票多少排出名次而已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因此，选举方针的制定、委员的提名及预选工作，对于保证大会的选举顺利完成十分重要。而准备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则是挑选一位能力出众，公道正派的领导人担纲负责。经过慎重研究与权衡，中央政治局决定让陈云出任选举工作专门委员会的第一召集人。

　　1956年7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讨论落实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和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并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确定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这个专门委员会其他成员还有：彭真、彭德怀、董必武、邓子恢、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黄克诚、谭政、刘澜涛、林枫、乌兰夫。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0页。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分工中，陈云主管经济工作，但在八大筹备中为什么让分管经济的他主持即将开始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上，陈云高度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自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达7年之久。这一时期，陈云从“保证政治路线实行”的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观点，紧密结合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干部工作的实际，认真分析错误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对党的干部工作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和认真的实践。特别是他关于党的干部政策，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对党的干部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从现实来看，陈云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作风正派，深得党内外高度赞誉。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向大家介绍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正是担任中央委员会选举负责人所应必备的优良素质。毛泽东对陈云工作和品格的中肯评价，不只是他的个人看法，也为全党所认同。

　　担负主持研究八大选举和中央机构的选举形式重任后，陈云除参与三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外，先后主持召开或出席各种有关研究选举问题的重要会议，对选举工作做了大量的准备，为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从目前可见到的史料记载，他先后主持召开关于选举工作的重要会议有6次，列举如下：

　　8月15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关于研究党的八大选举和中央机构组织形式委员会会议。《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9月6日 9时至12时40分，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各代表团提出的八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下午15时30分至18时30分续会。7日19时至22时15分续会。

　　9月8日15时至18时30分，陈云主持召开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八大各代表团正副团长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9月19日9时15分至21时17分，陈云在政协礼堂主持召开大会主席团常委和正副团长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决定23日对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进行第二次预选。《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5页。

　　9月24日18时55分至19时17分，陈云在政协大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大会秘书处成员会议。1会议公布并通过预选中委、候补中委的结果，中委候选人97人，候补中委候选人73名。2通过选举中央委员会的三项补充规定，准备提交大会通过。会议还通过大会选举监票人候选人名单及其他有关事项。

　　9月26日选举结果公布后，17时56分，陈云主持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决议（草案）；通过主席团常委提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人选；通过主席团常委排列的正式中央委员的次序。

　　从上述不尽全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陈云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关于保证大会选举的各项事宜，涉及委员候选人的提名、预选、确定候选人及选举的若干规定，特别是候选人的提名及确定，为选出一届众望所归、能力出众的中央领导群体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参与选举方针制订，阐释选举方针以形成大会共识

　　选举方针涉及选举的目标、选什么人、怎么选等重大问题。特别是“选什么人”进入中央委员会直接决定中央领导群体的结构。对此，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在深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大会的选举方针，并在选举方针的指导下，确立选举的原则、程序、步骤等，从而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在中共八大的筹备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选举方针的制定极为重视。在总结以往历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中共八大确立了“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选举方针并对候选人的资格、选举的原则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其中，陈云参与了八大选举方针制定的全过程，并对这一方针进行了详尽的阐释，确保了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共六大以前的历次大会选举，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是由上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也就是候选人的产生以组织提名为基础。中共七大选举时，候选人提名方式有所改进，采用了组织提名与代表提名相结合的提名方式。在筹备八大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及选举工作委员会在深入研究既往历次党代会候选人提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讨论，确认了“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选举方针和具体的选举步骤，并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案)，以指导整个选举工作。所谓“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就是先由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单，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合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制定一个预选名单，然后再分发下去，各代表团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预选，而后再由政治局（在大会期间为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和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对各代表团预选情况进行综合研究，拟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候选人名单。这样，中央和大会主席团都没有事先提出任何名单，而是由大会代表自由提候选人名单，并且不限定名额，也不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也就把提名权真正交给了大会代表，保证了选举人自由意志的表达，提高了大会选举的民主程度。在9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陈云详细地说明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拟订经过，和在拟订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意见”。陈云：《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0—21页。

　　在确定了选举方针和选举程序后，由什么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也就是八大中央委员由什么人担任、具备什么资格，成为能否选出一届高素质的中央委员会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候选人的资格、选举的原则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和阐述。

　　关于候选人的资历结构，毛泽东于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后，作了这样的说明：“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所谓“三八式”，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邓小平：《关于八大的选举方针》（1956年7月30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4页。另据李祥营考证：“三八式”是对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的习惯性称谓，通常也用来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和加入共产党的干部的统称。据不完全统计，“三八式”干部一般出生在1920年左右。李祥营：《“三八式”干部称谓探析》，《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第54、56页。。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也就是说，这次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一般不考虑“三八”式以后的同志。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次选举中委，“三八”式的一般不选。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说服他们，让他们等几年，这样他们更成熟，更负众望。现在还是让“三八”式以前的什么式在中央委员会掌一下权。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在候选人的知识结构方面，毛泽东针对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存在“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的缺点，鲜明地提出了建立“科学中央委员会”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他坦诚地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因此，随着搞建设、搞经济的深入，“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2页。

　　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直是代表争论最多、关注度很高的问题。七大选举时遇到这个问题，八大同样面临此问题。七大选举时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特别是经过毛泽东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将曾经犯过错误，甚至是犯过路线错误但已改正错误的同志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因此，七大成功选出了一届缺点最少的中央委员会，并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在讨论八大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经验后，建议选一些犯过错误的人员。他还特意坚持要选两个人：李立三和王明。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在座的就有一条李立三路线，还有王明一条路线，要代表选举他们。“因为问题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内许多人，有同他们相同的思想，还有党外的观感，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还要他们。”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中共八大选举方针确定以后，为确保选举方针落到实处，以形成全会的共识，陈云为此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9月10日下午，他出席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对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名单的制定的经过做了说明，指出：这次中央委员会名额定为一百七十人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名单再大，还会更膨胀。因为，名单越大，可以比的人就越多。由于名额限制，许多资格老和比较好的同志没有列入这份名单。没有列入的人的工作、本领不一定比列入的人差，有些可能比列入的人要强。名单中南方人比北方人多一些，并且没有工人，这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这种状况将来是会变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陈云在会上的说明和解释得到各代表团和参加会议代表的理解、支持和赞同。例如，李先念在本次会上代表中南代表团发言中指出：“这个不平衡，正如陈云同志刚才所讲，也是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这是可以想得通的。”蒋冠庄、高敬增：《李先念出席中共八大的情况》，《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38页。会议同意陈云的报告，并通过了候选人名单。

　　根据大会日程，中央委员会的正式选举分两次进行。9月26日17时15分，出席大会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央正式委员。9月27日下午2时，大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选举中央候补委员。17时30分，大会在休息后继续进行。陈云向大会宣布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结果，即中央委员候选名单97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73人，票数都超过半数，全部当选。至此，中共八大的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三、高瞻远瞩，提出若干对中央委员会选举具有长远意义的思想

　　中央委员会选举，是历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陈云在主持中共八大选举的实践中，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之中，分述如下：

　　1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规模要适当、队伍要精干。

　　“选举中央委员，就是选举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既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决策机构，又是最高执行机关。作为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既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又要规模适当，人员精干。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决策的科学合理，执行高效。这就涉及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大小问题。在主持中共八大选举中，陈云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央委员会的名额，究竟应该是多一点好，还是一百七十个人是适当的？”针对有些人提出“大一点是不是更能够团结全党，名单太小了对团结全党是不是不利？”的质疑，他强调：“如果照上面所说的连环套，那末，人越多，就不一定能够团结得更好，现在一百七十个人可能使全党团结得更好一点。”

　　在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共八大选出的由17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既照顾了各方陈云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1956年9月10日）指出：“这份名单（第一次预选名单——引者注）照顾到了各个方面。有哪几方面呢？可以列举出这样八个方面：（一）党务工作与群众工作；（二）省市工作；（三）国家机关工作；（四）军队工作；（五）文化工作；（六）妇女工作；（七）民族工作；（八）外交工作。”《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1页。，增强了团结，又形成了一个精干高效的领导群体，并为以后历届中央委员会所仿效。尽管此后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国内经济社会建设任务的日渐繁重，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有所扩大，人员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在中共革命胜利43年后，中共十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也只有319人。其中，中央委员189人，中央候补委员130人。

　　2中央委员会应该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不应该是老资格的委员会。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干部理论，并用中国式的语言加以概括，这就是“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作为组成“指导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的提名、当选，尤须严格坚持这一标准，而不能论资排辈。在中共八大候选人提名、预选过程中，陈云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中央委员会应该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不应该是老资格的委员会”的重要思想，为中央委员会选举正确处理资历与能力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9月10日，陈云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指出：“中央委员会里头必须有资历很深的老资格的同志来工作。但是应该看到，资历很深不是惟一的条件，我相信全党的同志，全体代表包括那些资历很深的同志在内，一定是这样看的：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究竟干什么呢？这个中央委员会应该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它也只能是这样的机关，而不应该是老资格的委员会，大家也不会愿意把它变成这样的委员会。”他进一步指出只讲资历的后果和危害，“如果我们只讲资历的话，那么应该看到，革命越到后来，老资格的人越多。因此，不能够把资历很深的许多同志都列入到这个名单里面去。”陈云：《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2页。，同时，他还对在中央委员提名中同志们之间存在的谦逊作风表示赞成和提倡，他说：“这种谦逊的风气不是坏的，而是好的。”陈云：《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2页。

　　中共八大选举尽管坚持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较好地处理资历与能力的关系，但在中央委员的提名上以“三八式”为界，即“三八式”干部一般不提名进新一届中央，并未能完全解决论资排辈的问题。这一规定实际上使党内许多具有较高学历懂得现代大生产技术的优秀干部，被拒之于中央委员会大门之外，使他们的才能不能在更高层次得到应有的发挥，这不能不说是八大选举的一大缺憾。尽管陈云的上述主张未能在八大选举中很好地得到实现，但他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振聋发聩，令人深思，无疑对今天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

　　3正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不断优化中央委员会的结构。

　　领导群体结构是在一个系统内，组成领导群体的各种人员的构成比例及其组合方式。一个结构合理或优化的领导群体，对于发挥领导群体的整体功能，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中央委员会而言，其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人员构成、地域分布等。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中，陈云就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做了解释和说明，其中他提到两个事关长远的大问题：

　　一是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领导群体的构成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任务决定的。随着由革命到建设任务的历史性转变，党的中央领导群体的结构也需要相应的改变。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建立“科学中央”的构想。作为多年担任组织工作负责人和八大选举委员会的第一召集人，陈云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方面的缺陷。他指出：“在这份名单里面，上海、天津那些大城市的工人都还没有。那里的工人变成工程师，再来入党，再来当中央委员，大概还要好多年的时间。”但他前瞻性地指出：这种状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肯定是会改变的。陈云：《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3页。解决的出路也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重视和培养工人出身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和对中央领导群体结构优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和陈云当年提出的优化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设想正在变为现实。如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和人员结构更趋合理，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更加符合国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民众的需要，也更加有利于应对前进道路上的挑战。

　　二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地域分布问题。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加入革命队伍群体的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反映在中央领导群体的构成上，那些率先进行革命的地区的参加者，由于经受到更多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阅历丰富，成长较快，逐步锻炼成为高层领导者，具备了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条件和资格，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这就产生了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地域、省籍来源分布的不平衡性问题：有的省委员较多，有的省委员较少，甚至没有；南方多，北方少。在八大选举筹备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曾引起高层领导们的注意。陈云指出：七大的时候，中央委员会里北方的同志比现在更少，现在已经开始变了，“这一回北方的同志还不占多数，还是少数。这次北方跟南方的比例是：北方三十一，南方七十二这里的北方、南方的中委数字指的是本届新提名的103名同志，不包括上届老的中委。参见陈云：《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3页。，三七开。”这里的北方、南方的中委数字指的是本届新提名的103名同志，不包括上届老的中委。参见陈云：《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3页。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央委员会成员地域分布不平衡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不平衡到相对均衡是一个逐步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这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实际和历程。这个变化进一步证实了陈云在八大上的预言：“七大的时候，中央委员会里北方的同志比现在更少，现在已经开始变了，现在北方的同志已经有三十一个了，将来一定还会变的。将来其他各省的同志也会有的。”这里的北方、南方的中委数字指的是本届新提名的103名同志，不包括上届老的中委。参见陈云：《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的说明》（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23页。

　　综观中共八大选举从筹备到正式选举的全过程，无论是选举方针、原则的确定，候选人的提名、预选，还是对选举工作中重大问题的解释和驾驭，陈云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为选出一届素质高、能力强、结构科学合理的中央委员会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他依据选举实践而提出的若干对中央委员会选举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许多预测得到验证，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